提起丝路探险，人们对普尔热瓦尔斯基、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等欧洲探险家非常熟悉，而对日本的大谷探险队却知之有限。对于在中亚探险取得辉煌战果的日本人，不用说在国外，就连当时的日本人自己也了解得不多。他们曾形象地将自己在中亚探险的事实与成果誉为沙漠中的花朵，无人知道它的盛开。

　　大谷探险队的组织者大谷光瑞一生主要从事佛教活动，1900年在伦敦留居期间，身为天皇内弟的他以皇室贵族身份得以经常造访英国皇家地理学会，那是世界地理学上的一个情报中心，从该会得知塔里木盆地是埋藏佛教历史遗产的地下资料宝库。这块昔日商旅不绝于途，如今人迹罕至的大地，充满了奇异辉煌的古老文明，它磁石般地吸引着早已对此感兴趣的大谷光瑞。1902年，即将回国的他组建了大谷探险队，从伦敦开始了梦寐以求的亚洲腹地探险。对于大谷光瑞放眼世界的宏大之举，且探险资金仅靠一千万信徒的供奉支持而实现，这在当时就连日本政府也是望尘莫及。

　　1902年8月，大谷光瑞与渡边哲信、堀贤雄、本多惠隆、井上弘圆一行五人第一次踏上了亚洲探险的旅程。他们经过莫斯科、巴库，翻越帕米尔高原到达喀什。在喀什库尔干，分为两队。大谷光瑞率本多惠隆和井上弘圆翻越喀喇昆仑的明铁盖达坂，前往印度;渡边哲信、堀贤雄便沿丝路南道进入和田，他们视险如夷，走人了八年前斯文·赫定差点送命的死亡之海，纵向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到达阿克苏。这是日本人首次从和田横穿沙漠。丝路北道曾是佛教非常繁荣的地区，发掘这一带遗迹是大谷探险队的重要任务，因此这两名僧人全身心地投入。在对克孜尔千佛洞及周围发掘期间，他们巧遇考古学家克伦威德尔博士，在这位德国中亚探险先驱到来之前，大谷探险队已对此掘地三尺。四个月后他俩满载而归。结束了大古探险队的第一次中亚探险。

　　1905年，日俄战争刚结束，大谷光瑞就着手组织第二次中亚探险，这个重任落到了两名年轻僧人的肩上，他们是20岁的野村荣三郎和18岁的橘瑞超。

　　1908年6月，大谷探险队第一次从日本本土出发。他们穿过戈壁沙漠，向西进入准噶尔盆地。1909年2月，橘瑞超在库尔勒与野村荣三郎分了手。野村荣三郎沿天山南麓探查，然后前往喀什等待橘瑞超。橘瑞超则向南进入罗布沙漠，他几乎是踩着斯坦因的脚印前进，在斯文·赫定扫荡一空的楼兰古城，发现了著名的李柏文书，这令斯坦因和斯文·赫定匪夷所思，橘瑞超由此身显名扬。这次新疆之行成为橘瑞超第二次中亚探险的契机。他不仅表现了对艰苦环境的忍耐力与承受力，也为以后的探险积累了经验。

　　1909年年末，橘瑞超陪同大谷光瑞夫妇到了伦敦。在伦敦他听说野村荣三郎再人中亚的计划受阻，便主动请缨再人中亚，望着这位卓而不群的得意门生，大谷光瑞能说不吗?为了这次探险能顺利进行，橘瑞超不仅在物质上做好充分准备，而且还拜见了住在伦敦的斯坦因，又前往斯德哥尔摩造访的斯文·赫定。1910年8月，橘瑞超从伦敦出发，他的第二次中亚探险成行了。

　　此时的橘瑞超尽管已经20岁了，但因其生得眉清目秀加之体格瘦小，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得多。由于年龄的缘故，他不得不招募比自己年龄小的雇员，以免出现主仆不分。与他同行的助手是18岁的英国少年霍布斯，翻译是一位17岁的俄罗斯少年。这三位童子军哪里是去中亚探险，简直是在搞夏令营活动嘛。然而在大谷探险队中，再度深入中亚腹地并以细致的调查出色地完成任务的正是年方弱冠、智深勇沉的橘瑞超。

　　橘瑞超取道西伯利亚经塔城到达吐鲁番后，又继续南下，再次进入罗布沙漠探查，他达到了一个全无前人探查过的地方，又经且末穿过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到库车，再从喀什到和田、叶尔羌等地调查。他豁出性命登上了阿尔金山脉，那是一次真正生与死的考验，这次探险橘瑞超备尝艰辛，以致行李全部丢弃濒临绝境，全靠坚定的宗教信念和献身精神的支撑，硬是推开了死神的拥抱，终于脱离险境，到达于田，一路直向敦煌。1912年4月，橘瑞超终于脱掉了维吾尔族的袷袢，穿上了两年未上身的西装，结束了历时五年的中亚腹地探险。

　　在此期间，由于长期得不到橘瑞超的消息，大谷光瑞就派吉川小一郎前往中国打探消息。因此1910～1914年大谷探险队第三次中亚探险活动先是橘瑞超，而后是吉川小一郎。

　　从西藏探险归来的橘瑞超，经且末穿罗布沙漠，与等待他近四个月的吉川小一郎相见，其喜悦之情难以言表。

　　吉川小一郎在敦煌等候橘瑞超时，为了能顺利在当地发掘佛教遗址，不惜一切代价与当地人搞好关系，请客、送礼、学语言，就是看到当地人餐桌上就能吃的唯一食物是有点像人粪一样的东西，这位有洁癖的日本人也下决心去品尝，哦，原来是果酱。吉川小一郎没有热衷那些人迹罕至的路线，而是选择别人已经探查过的但没有仔细考察的地区，·所到之处都进行了细致的发掘。1914年回国时他将收集文物包装成86件行李运回日本，为大谷探险队的中亚探险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对佛学的探求表现出非同寻常的痴情，是这些日本和尚成为探险家的重要品质之一，也是促使他们能够克服千难万险前往中亚的穷乡僻壤，到荒芜人烟的戈壁沙漠从事考古发掘的精神支柱。这些装备齐全的东瀛僧侣，怀揣充裕的资财，每到一处都要拜访当地官员，为他们的探查活动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或许他们吸取了法国探险家杜特雷依因无视当地居民而遭受灭顶之灾的教训，他们与当地居民都能很好相处，这也是他们长时间在沙漠深处探险且能全部活着，并得以顺利完成任务的重要条件。

　　大谷探险队的三次中亚探险活动，详细考察了佛教东渐的路线，寻访的古代中国取经僧赴印度取经留下的遗迹，并考察了宗教东传之后佛教残存的状况，这些都有助于佛教史上的一些疑难问题的研究。三次中亚探险搜集的文物包括佛典、经籍、史料、西域文书、绘画、雕塑、刺绣、占钱币，、对于认识新疆的和田、库车、吐鲁番等地区的历史作用很大。

　　与其他国家的探险队相比，大谷探险队在中亚地区考察的范围最广、规模最大，在日本探险史上可谓空前绝后。但原本能令日本人热血沸腾的中亚探险以及极其冒险的活动，却被日俄战争的腥风血雨所淹没。直到1937年，全面、详细介绍这支探险队的只有日本有光社出版的《新西域记》。但这部上下两卷的庞然大物，因限数出版，价格昂贵，所以外界对大谷探险队的活动了解得并不多，加之内容繁杂，一般人不易卒读，在中国可能得到这部书的人也屈指可数，因此普通中国人对大谷探险队活动的积极成果了解甚少。1999年《丝路探险记》的出版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了大谷探险队。应当指出大谷探险队与其他国家来华的探险家们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他们的举动无不打上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烙印，无论是举着探险家的牌子还是打着考察的旗号，其到处挖掘地下文物，剥取石窟壁画之举，客观上还是加入了列强意在掠夺中国文物的行列。因此，自觉或不自觉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今天我们寻觅各国探险家们出生人死的足迹，主要是因为他们留下的洋洋数卷，是人类可以共享的精神财富，给世界文化宝库留下了大量珍贵的遗产，对于研究亚洲各国的历史、地理、民族、宗教都有重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对这些外国探险家们的不同认识就显得次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