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从天津出发，正式开始了襄樊之旅。上午从天津到北京。中午由丑（景遥）兄的一位"同仁"——"陈姐"的热情招待，饱餐了一顿，让我对北京人的热情好客有了更深的认识。下午从西站出发，明天就可以到襄樊了。一路上谈笑风生，拍照，摄影，好不热闹。其实，我不太喜欢热闹，但喜欢有信息量的交流。组员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专业，有着不同的经历，说说笑笑中，我长了不少见识。一路舟车劳累，但我还是不敢忘了调研。这次调研，我们基本任务，基本方向已经确定，但具体到细节——怎样根据调研各项目的，任务安排调研方式，调研时间顺序，以获取需要的信息量，想得还很好少。前几天得准备主要是看一些相关得著作，如《乡土中国》，《黄河边上的中国》等，获益匪浅。本想总结一下，把所得的感想写出来。从《乡土中国》最想提炼的是费老先生对乡土社会的基本特征的概括。费老写《乡土中国》已经有半个多世纪。这半个多世纪，中国农村经历了许多。全国解放，土地革命，人民公社运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这些都对农村造成了深远的，根本性的影响。这些事件，是在费老所描绘的乡土社会中发生的，这些事件对乡土社会产生什么的影响，乡土社会又在这些事件中起怎样的作用是我很想了解并深入考察的。重新翻阅了一遍，简单总结了书中所描述农村的几个基本特点：一， 民对土地的依附性，这是最根本的一点1. 在人和空间的关系上：不流动；2. 人与人的关系：彼此熟悉，信任，这种关系会排斥现代法律；3. 群体（自然村落）之间与的关系：彼此孤立，隔膜。二， 乡土社会是个熟人的社会三， 世代的经验（传统文化）的传递依靠言传身教四， 差序格局。人的社会圈子以己为中心，圈子大小与中心势力的大小正相关。五， 缺乏团体道德，没有普遍的权利，义务约束；六， 家族（非家庭）功能庞大，复杂（除生育之外），这导致两性的鸿沟；七， 礼治：更多以群体（社会）公认的行为规范约束成员，而非法律；八， 横暴权利建立在农业经济（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受农业经济的制约——农业的剩余与人口负相关，而和平使得人口增加。横暴权利让位于同意权利（公共授予），而在乡土社会，由于分工极有限，同意权利也非常有限，于是教化权利占据支配地位，从而形成"长老统治"；九， 血缘性，稳定性；对土地的依附性与血缘性，稳定性互为因果，互相促进。当然，根本还是对土地的依附性。十， 社会变迁与制度变迁：制度的变迁能赶上社会的变迁（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社会将较为稳定。稳定的乡土社会，没有了反对，只有"注释".社会变迁造就时势权利。这是个方面，可再概括为：经济上，受土地约束，造成文化上的差序格局，差序格局的文化，形成礼治社会。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讲，这次调研的目的是通过实地的观察，体验，引发我对半个多世纪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土社会发生的变化，以及建立在这些变化上的未来中国"三农"状况的一些思考。希望我能如愿，当然，我清楚，这很难。1.25我们五个——王玥，王少一，丑景遥，周丹薇，我在襄樊下车后，王玥的姨父母招待我们在火车站附近一家豪华的酒店吃饭，席间，胡焱娣，黄雁云也到了襄樊，丑景遥和我接她们一起吃饭。席间，我留意观察了这个酒店和顾客。这家在襄樊市应该算较为豪华的酒店。大概是正在过年吧，生意很是红火。里面的宾客很多是大腹便便的中年男士和年轻漂亮的女士，还有一些看起来像是出来"混"的年轻人，其他的大概是亲戚朋友们的聚餐，请客吧。有两幅画面我印象颇深，在一个包厢里，有几个人正在边抽烟边玩麻将，每个人身前都是数量客观的100，50的钞票；在我们吃饭的时候，一个中年妇女带着一个极有姿色的大概还不到20岁的女孩子到隔壁去吃饭，席间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劝酒的嘻笑打闹的声音，我看了一眼，在我目光正对的两三个男子各搂着一位小姐，其中一位正在给小姐灌酒。我想，这些可能不止是个别现象吧！其实任何社会都会有这些现象，只希望这些不要太普遍。因为就一定生产力的社会，更多的奢侈意味更多的贫困，奢侈和贫困太对立的话，将是严重的社会问题。吃完午饭，我们乘汽车到了宜城市，随后安博士的弟弟安二哥开了一辆桑塔纳来接我们。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我们到了我们的调研地——宜城市郑集镇何骆九组——安博士家所在地。多亏王玥姨夫母和安博士一家的接待，我们一行七人到达目的地。在整理乡土社会特征后，我开始思考"进入现场"的问题，由于走的是"私人关系"的调研路线，而安博士的一家在这个村虽然有较高的知名度，但她们对村中事务并不太了解，认识的人也较有限。更重要的，在中国农村调研应该走"上下结合路线"——一方面通过底层的私人关系，这样有力于获得调查（访谈）对象（特别是调查最重要的主体——农民）的信任，而不致"破坏现场"，是谓"下层路线"；另一方面在上层也有一定的门道，可以使调查对象（特别是一些镇，村干部以及一些对调查有抵触的人）有一种压力感，有了这两层路线，再有充分的准备和较为娴熟的访谈技巧，访谈应该会比较理想。这次调研我们主要走的是"下层路线"，因为我们当地只认识安博士一家。而我们虽然有校团委的介绍信，但我想这张纸上的章可以使我们不致吃闭门羹，但也可能不会有太大的作用。尽管如此，我还是对我们的调研充满的信心，并开始"步入现场".现场是从安博士一家开始的。晚上，我们借和安二哥聊天的机会，初步了解了一些村里的基本情况。得知，这个村（何骆村）是一个比较平和，但不算富裕（在当地）的村，各家的贫富比较平均，能人，真正的有钱人很少。村里人均的耕地不太多。年轻人大都不在家务农，打工是最多的选择，大多在南方。聊天中，了解到一个似乎比我预想还要严重些的问题——赌博问题。在乡下，我不认为亲戚朋友在一起玩牌，加一点"刺激"（少量的赌金）叫做赌博。因为这种游戏的性质更多的是娱乐而非赌博。在我看来，如果聚在一起的目的就是为了赢取他人的钱财，并且一次输赢很大（大于人均月纯收入，在农村，这个数字大概是一两百），这种游戏的性质就可以认为是赌博。安二哥说，在当地的农村，参与恶性的赌博的人大多是私营企业老板，做生意的，以及一些打工赚了些钱的年轻人。不少暴富的人因为染上了赌博的恶习而倾家荡产。普通农民，如果没有农活，在家"娱乐"是极其普遍的现象，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纸牌，麻将以及当地特有的"花牌".几乎所有成年人都会或多或少地参与这种娱乐性质的"赌博".虽然这种赌博的性质可以称为娱乐，但他也是真正的赌博甚至恶性赌博的基础，娱乐性赌博多了，真正的赌博也不会少。抗且，娱乐性赌博和真正的赌博之间本身就没有严格的界限。由于赌博的风行，当地有一些地下赌场，其中很多是打着"茶座"名号的"半公开赌场".赌场是个暴利的单位，安二哥说，为赌场到处招揽客人的人一天的工资就高达1000～3000元！可见赌博的盛行和恶劣。 早上从天津出发，正式开始了襄樊之旅。上午从天津到北京。中午由丑（景遥）兄的一位"同仁"——"陈姐"的热情招待，饱餐了一顿，让我对北京人的热情好客有了更深的认识。下午从西站出发，明天就可以到襄樊了。一路上谈笑风生，拍照，摄影，好不热闹。其实，我不太喜欢热闹，但喜欢有信息量的交流。组员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专业，有着不同的经历，说说笑笑中，我长了不少见识。一路舟车劳累，但我还是不敢忘了调研。这次调研，我们基本任务，基本方向已经确定，但具体到细节——怎样根据调研各项目的，任务安排调研方式，调研时间顺序，以获取需要的信息量，想得还很好少。前几天得准备主要是看一些相关得著作，如《乡土中国》，《黄河边上的中国》等，获益匪浅。本想总结一下，把所得的感想写出来。从《乡土中国》最想提炼的是费老先生对乡土社会的基本特征的概括。费老写《乡土中国》已经有半个多世纪。这半个多世纪，中国农村经历了许多。全国解放，土地革命，人民公社运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这些都对农村造成了深远的，根本性的影响。这些事件，是在费老所描绘的乡土社会中发生的，这些事件对乡土社会产生什么的影响，乡土社会又在这些事件中起怎样的作用是我很想了解并深入考察的。重新翻阅了一遍，简单总结了书中所描述农村的几个基本特点：一， 民对土地的依附性，这是最根本的一点1. 在人和空间的关系上：不流动；2. 人与人的关系：彼此熟悉，信任，这种关系会排斥现代法律；3. 群体（自然村落）之间与的关系：彼此孤立，隔膜。二， 乡土社会是个熟人的社会三， 世代的经验（传统文化）的传递依靠言传身教四， 差序格局。人的社会圈子以己为中心，圈子大小与中心势力的大小正相关。五， 缺乏团体道德，没有普遍的权利，义务约束；六， 家族（非家庭）功能庞大，复杂（除生育之外），这导致两性的鸿沟；七， 礼治：更多以群体（社会）公认的行为规范约束成员，而非法律；八， 横暴权利建立在农业经济（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受农业经济的制约——农业的剩余与人口负相关，而和平使得人口增加。横暴权利让位于同意权利（公共授予），而在乡土社会，由于分工极有限，同意权利也非常有限，于是教化权利占据支配地位，从而形成"长老统治"；九， 血缘性，稳定性；对土地的依附性与血缘性，稳定性互为因果，互相促进。当然，根本还是对土地的依附性。十， 社会变迁与制度变迁：制度的变迁能赶上社会的变迁（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社会将较为稳定。稳定的乡土社会，没有了反对，只有"注释".社会变迁造就时势权利。这是个方面，可再概括为：经济上，受土地约束，造成文化上的差序格局，差序格局的文化，形成礼治社会。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讲，这次调研的目的是通过实地的观察，体验，引发我对半个多世纪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土社会发生的变化，以及建立在这些变化上的未来中国"三农"状况的一些思考。希望我能如愿，当然，我清楚，这很难。1.25我们五个——王玥，王少一，丑景遥，周丹薇，我在襄樊下车后，王玥的姨父母招待我们在火车站附近一家豪华的酒店吃饭，席间，胡焱娣，黄雁云也到了襄樊，丑景遥和我接她们一起吃饭。席间，我留意观察了这个酒店和顾客。这家在襄樊市应该算较为豪华的酒店。大概是正在过年吧，生意很是红火。里面的宾客很多是大腹便便的中年男士和年轻漂亮的女士，还有一些看起来像是出来"混"的年轻人，其他的大概是亲戚朋友们的聚餐，请客吧。有两幅画面我印象颇深，在一个包厢里，有几个人正在边抽烟边玩麻将，每个人身前都是数量客观的100，50的钞票；在我们吃饭的时候，一个中年妇女带着一个极有姿色的大概还不到20岁的女孩子到隔壁去吃饭，席间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劝酒的嘻笑打闹的声音，我看了一眼，在我目光正对的两三个男子各搂着一位小姐，其中一位正在给小姐灌酒。我想，这些可能不止是个别现象吧！其实任何社会都会有这些现象，只希望这些不要太普遍。因为就一定生产力的社会，更多的奢侈意味更多的贫困，奢侈和贫困太对立的话，将是严重的社会问题。吃完午饭，我们乘汽车到了宜城市，随后安博士的弟弟安二哥开了一辆桑塔纳来接我们。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我们到了我们的调研地——宜城市郑集镇何骆九组——安博士家所在地。多亏王玥姨夫母和安博士一家的接待，我们一行七人到达目的地。在整理乡土社会特征后，我开始思考"进入现场"的问题，由于走的是"私人关系"的调研路线，而安博士的一家在这个村虽然有较高的知名度，但她们对村中事务并不太了解，认识的人也较有限。更重要的，在中国农村调研应该走"上下结合路线"——一方面通过底层的私人关系，这样有力于获得调查（访谈）对象（特别是调查最重要的主体——农民）的信任，而不致"破坏现场"，是谓"下层路线"；另一方面在上层也有一定的门道，可以使调查对象（特别是一些镇，村干部以及一些对调查有抵触的人）有一种压力感，有了这两层路线，再有充分的准备和较为娴熟的访谈技巧，访谈应该会比较理想。这次调研我们主要走的是"下层路线"，因为我们当地只认识安博士一家。而我们虽然有校团委的介绍信，但我想这张纸上的章可以使我们不致吃闭门羹，但也可能不会有太大的作用。尽管如此，我还是对我们的调研充满的信心，并开始"步入现场".现场是从安博士一家开始的。晚上，我们借和安二哥聊天的机会，初步了解了一些村里的基本情况。得知，这个村（何骆村）是一个比较平和，但不算富裕（在当地）的村，各家的贫富比较平均，能人，真正的有钱人很少。村里人均的耕地不太多。年轻人大都不在家务农，打工是最多的选择，大多在南方。聊天中，了解到一个似乎比我预想还要严重些的问题——赌博问题。在乡下，我不认为亲戚朋友在一起玩牌，加一点"刺激"（少量的赌金）叫做赌博。因为这种游戏的性质更多的是娱乐而非赌博。在我看来，如果聚在一起的目的就是为了赢取他人的钱财，并且一次输赢很大（大于人均月纯收入，在农村，这个数字大概是一两百），这种游戏的性质就可以认为是赌博。安二哥说，在当地的农村，参与恶性的赌博的人大多是私营企业老板，做生意的，以及一些打工赚了些钱的年轻人。不少暴富的人因为染上了赌博的恶习而倾家荡产。普通农民，如果没有农活，在家"娱乐"是极其普遍的现象，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纸牌，麻将以及当地特有的"花牌".几乎所有成年人都会或多或少地参与这种娱乐性质的"赌博".虽然这种赌博的性质可以称为娱乐，但他也是真正的赌博甚至恶性赌博的基础，娱乐性赌博多了，真正的赌博也不会少。抗且，娱乐性赌博和真正的赌博之间本身就没有严格的界限。由于赌博的风行，当地有一些地下赌场，其中很多是打着"茶座"名号的"半公开赌场".赌场是个暴利的单位，安二哥说，为赌场到处招揽客人的人一天的工资就高达1000～3000元！可见赌博的盛行和恶劣。总结会上，我们决定，明天先去拜访村长，作为"进入现场"的第一步，了解一下该村的一些基本情况。1.26今天是正式调研的第一天。周志昆的加入，使整个队伍变得更为完整。上午起的较晚。加上村长（主任）有事不能接待我们，10点多才慢慢开始了调研。胡焱娣，黄雁云，丑景遥和我去操场以搭讪的方式"进入现场".到了操场，看到几个中老年人在打"花牌"，旁边散散的或站或坐这许多观战的不观战人们。搭讪了几句，自我介绍了一下。我的第一个采访对象是一位带着眼镜的男士。大概不到三十岁，他在当地电大读了一年多的书，由于经济原因，他没有完成学业，回到了家乡。可以算是乡村里的知识分子。他已经结婚了，有了个小女孩。他平时在家务农，据说也去附件的武馆做一些兼职，并不出外打工。这是我比较奇怪的，他对外面的世界似乎并不是很向往，我想不仅因为是个人观念，还可能是因为有了家室，女儿也不大。也许，结婚，往往定住了好多原本可以出去闯一闯的男士。在农村，这一点，往往会显得更严重些，因为农村一般结婚年龄往往偏小。结婚后要离开家室去谋生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我们很有必要坚定地贯彻必须到了法定结婚年龄才能结婚的政策，鼓励晚婚晚育，加强这方面的选创。后来，我选定了一位老者做为访谈对象，是操场旁边的小卖部的何大爷。胡焱娣和我和他进行了半个多小时的访谈，内容主要有：何大爷家有四口人，他，他的儿子，儿媳妇，和一个8岁的孙子。他家子只有一间房子，很小，没有院子。房子用一些木头等分成了三间。右侧的隔板上贴着一张他的孙子得到的奖状，这使何大爷很自豪。右边是儿子，媳妇住，中间算是厅，放着炉子，吃饭的小桌子等，厅的里面是一个小而旧的货柜，摆着一些小孩子吃的零食和简单的生活用品。房子的摆设都比较陈旧。他家共种了10亩地，何大爷种了2亩，他儿子种了8亩（其中有一部分是亲戚的田）。他家的收入主要靠种地获得收入，他说现在一亩地他能有五六百的纯收入。前些年税费负担很重，可能还有他儿子的原因，他欠下村里好多欠。一直到现在，大概还欠一万元。税费改革后，负担轻了好多。他可以慢慢还债了。去年他就还了800.他说：""三个代表"还是很管用，土地费现在还不到100块。".他说，现在村上也不硬要他还钱，去年还的那800元完全是自愿的。从他的话可以听的出，他还是认这大概一万元的债的，如果有时间的话，他是愿意还上的。后来丑，黄也选定了一个访谈对象，于是我们跟着去了另一家。这家有四口人，户主何某，妻子张氏和两个男孩，大的读初二，小的读六年级。这家的收入主要也是靠种地，有5亩地。不过何某会捕鱼，农闲的季节会去旁边的汉江捕鱼。何某说，一亩地，棉花价格还好的话，毛收入有1400－1500元，纯收入大概能有600到700的收入。时间关系我们没有再进行访谈。下午去了汉江，枯水期的汉江有些凄凉，是另一种的美。汉江一行确实很高兴，但想起来还是有点奢侈浪费，毕竟，调研刚刚开始，我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在我更感兴趣的调研课题上。这两天让我比较有感触的几点：一， 湖北，至少在调查的江汉地区以前的税费负担的确是很重。就访谈所得的大致数据，以前每亩的每年的负担多达3，4百。如果一家4口，5亩地，大概需要上缴一两千，而许多农户一年的纯收入都很难达到这个数目，以致许多不少农户现在还欠政府的钱，而且这些钱还是要付高利息（2到三分）的。二， 这一地区的并没有超生意识，重男轻女思想很轻微。这点和我所在的农村是大不一样，甚至让我吃惊。就我的感觉，两地的经济水平差别不大，人民的文化水平也不会有太大的差别，但在这一点上却截然不同。我想，这点上，观念起着很关键的作用，其中，宗族意识可能是重要的一点。三， 关于进一步"融入现场"，这令我很头疼。因为要考察一个地方的文化，必须体会这个地方人的所作所为，人与人交往的方式。这么短的时间里，我很难感觉到乡土中国所描述的传统的宗族观念的存在。是因为半个多世纪来农村的变化吗？还是这里在历史文化就是这样？还是因为调查未深入？我希望是最后一种，希望这次的调研使我有较为确定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