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川千古毓人杰，常溪百里蕴地灵。 余川村，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绩溪西部古村落，她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雨洗礼后，在这改革开放的升平盛世里，凝炼了一部拥有30余万字、记录着自身沧桑和不朽业绩的乡土史诗——《余川村志》。余川村隶属绩溪县上庄镇。外人初识余川，误以为余姓村，其实不尽然。600多年前，这里确是余氏开发始居。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春，汪氏始祖六胜公慕其山光水色，自旌德的新建携眷迁徙余川。光阴荏冉，岁月悠悠，在640年的繁衍生息中，余氏人口．渐减，至今，余川成了汪氏一姓村；汪氏子孙不忘余氏祖先的拓荒择址之功，数百年的社会嬗变，余川村名依旧。从这一层意义上讲，汪姓人是大度的。余川村风光秀丽。村落处三山环抱之间，北有上金山、竹根尖，西有大坞尖、黄柏凹，南有竦岭尖、南云尖。境内山峦皆为黄山余脉，与黄山直线距离28公里，山峰均在海拔千米之上。其山势略显平缓，植被丰茂，宜竹木，适桑茶。拥有山场8千亩。山上还有仙人洞天、竦岭晴岚、环秀飞虹、圣泉甘醴、灯窝夕照、常水回澜等胜境。山下是河谷盆地，良田干亩，耕地肥沃。一条常溪河吸纳着日夜倾泻的百条溪水后奔腾出山，穿村而过。其山势，其水道，其田园，其村舍，无处不凸显出“徽州百里花园”所特有的风韵。正如诗人汪静之在《忆故乡》中所描述的：“三面环山展画景，一条绿水奏琴音；山明水秀清幽境，陶我天真童心。”在绩溪，余川只能算是个中等规模的村落，全村300来户人家，千余人口，但从志书记载的人口迁徙史中表明，旅外人口竟也有千人以上。这说明余川人不仅自立本土，还不断向外埠拓展。难怪村民们历来自喻为“余村牛”。勤劳克俭，敦厚纯朴，热心公益，轻仕重业是这个村的优良传统。他们在这万亩土地上，经过几百年的刻苦经营，既改善了生存环境，开拓了谋生发展之道，又养育了一代代贤能。以至在历史这个大舞台上，无论是躬耕乡里，或是走出山门的余川人，同样扮演着为世人所瞩目的角色。明代，该村就曾出过三大御医，且村里历来名医甚众，外出行医者亦不少见，旧有“医师世村”之誉。清代道光年间，早在上海辟为商埠后的第三年1845年，村人汪立政就带着徽人的执着信念，闯入了大上海。他们利用家乡的土特产资源高山绿茶，创办了汪裕泰茶号，十余年中，分号遍及沪上和沿江诸省市，使绩溪茶叶名震十里洋场，被当地人誉为“上海茶叶”大王，其后代又将茶号拓展至国外。其子惕予，不仅光大汪氏茶业，还以医学救国的抱负，负籍东瀛，苦攻西医学。学成回国后，于上海首创西医高等学府一一中国自新医学院和中国妇女看护学校，刊行医学杂志及专著，开创我国西医治疗的先河，被医学界喻为“中国西医之父”。后又于杭州西子湖畔购地百亩，建造“汪庄别墅”，而今这里成为接待外国政要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一流宾馆。该村的汪以茂，以家乡丰富的木材资源为优势，以营销木材起家，从旌德到宁国，从无锡到上海，不仅努力拓展商路，不不断扩大经营品种，从木制品增加到茶叶、火腿、粮油、百货、丝绸等，并投入股资于上海80多家徽馆，成为该村徽商的又一佼佼者。湖畔诗人汪静之，是余川这块宝地孕育出的一颗诗星。1922年，年仅21岁的他所创作、出版的爱情新诗集《蕙的风》。是向封建礼教投下的一颗猛烈无比的炸弹，轰动了当时国内的文坛，在全国激起一场“文艺与道德”的论战。论战持续了七八年之久，其影响达数十年。他为我国“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中新诗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载入史册。我国著名的诗词翻译家汪飞白，遨游诗海数十年，他是最早向国内介绍俄罗斯诗作的翻译家，他主编了多部诗著。8年前，以他心血凝成的百余万字的《世界诗库》，被评论家誉为“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部诗集与它媲美”。尊师重教是余川人的又一文明传统，创于1910年的燃藜小学，曾引得教育家陶行知的热情关注。由汪琴生任校长的燃小，坚持实行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在教学管理和教学质量方面，一度领先徽属各校，被当时教育主管部门褒为“式楷小学”而誉满省内外。余村又是一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村落。由于她所处绩、旌、歙、太四县交界的高山地带，毫不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她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清代咸丰年间，太平军与清军曾在这一带数年的鏖战，余村人见证这场百年罕见的兵燹。1934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九军团浔淮洲部转战余川，播下了革命的种子。皖南事变后，皖南特委委员、中心县委书记胡明曾率部分游击队员移住上金山，并在灯盏窝设立秘密司令部，积极发展党员，扩大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并在龙井民舍建立兵工厂，在余川建立旌、绩县委。建国后，余川人当了家，做了社会的主人，优越的政治制度，安定的社会环境，极大地调动了余川人建设幸福生活和美好家园的积极性。该村的农、工、商和社会主义事业都得到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更使川村人生气勃发。建国五十余年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水稻、油料、茶叶、茧、木材、家禽家畜等各种农林牧副产品比建国初增长了三至六倍。工商业发展速度更是喜人。过去只有手工业、水碓的余川村，如今有了 厂、绢花厂、玩具厂、制墨厂、粮油加工厂等企业，特别是金汇、上亚等玩具、工艺厂，还成为全镇的骨干企业，年创利税百万多元，村民务工收入达400万元。昔日，村里小店铺只能卖针头线脑：现今村民要购买一般生活、生产资料无须出村，百货、土产、农资、副食品等样样齐全。过去狭窄的道路，而今变成了畅通机动车辆的坦途，村里新建桥梁20余座。文教卫生事业也有很大发展。该村实现了扫盲和九年义务教育，“双基”验收合格。戏剧创作演出获得了县级奖励。村级合作医疗得到了加强。全村普及了电视。六成农户装了电话。户户都用上了自来水。村党支部被县委授予“五星支部”，行政村被县政府授予“小康达标村”。余川村的沧桑历史，可说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一个缩影。读了《余川村志》，我们完全可以领略其坎坷的经历，发展的轨迹。写成这本书的，是该村的一批退休干部和退休教师。去年清明节，该村的汪家兴、汪家根、汪彪、汪志楠、汪本铨、汪立仁、汪家格等退休干部、教师在商议时，深感余川是他们的家乡，是生养他们的故土。古往今来，她有过兵燹的创伤，也有过革命的光荣；有过黑暗的磨难，更有过解放的欢欣。作为花甲老人，感到有责任把故乡的历史如实记录下来，既可起到存史作用，又可达到教育与启迪后人的目的。他们的宝贵意见，得到了党支部书记汪卫国和村长汪炳根等委成员的大力支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被推为此书主编的汪本铨，早年离籍，长期供职于宁国商业、税务部门，任过局长。退休以后，为修村志毅然携着老伴来到他的祖居地余川，与村志其他编委一道，开始了时达22个月的笔耕墨耘终于在2005年新年钟声敲响之际，完成了这一利于当代、惠及子孙的村级文化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