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而言，天坛不是帝王的庙堂，而是极草根的一个园子。 朋友毕业之后分配到天坛里的工厂总有七年的时间了。七年当中每回小有不顺，我都会乘公交辗转两个多小时去城东南那个古树灰墙护卫的院子。 公交车一路咣当咣当，穿过城北的通衢大道，穿过老字号和专卖店比肩的珠市口，穿过马路细若飘带、路边店铺林立的天桥，糖炒栗子、西瓜、晚报的叫卖声不绝于耳。 迈进朱红色的西门，市声消退，空气也变得清甜起来。一条足有一千米长的柏油马路一直延展到内坛坛墙，夹道是桧柏、杨树、槐树、松柏、杜仲，行行重重的树，喇叭里袅袅的古乐、远远传来的斋宫钟声和人们的京腔打成一片。坛墙上的瓦楞草在冷月或残阳里勾画出纤细的剪影。 朋友的单位就在斋宫西南、内坛墙以里。大炼钢铁时北京的外城墙开始消失，甚至有人提出要改造故宫，天坛作为有保存价值的古建筑幸免于难，但工厂、苗圃场却在外坛的西北、东北角甚至内坛安营扎寨。十几排红砖砌就的厂房几十年不变，朋友的宿舍是其中一间，虽然只是一间简易小平房，可是非常安静，冬天可听到落雪的声音，夏初有布谷鸟的啼鸣，盛夏是蝉声和槐树的沙沙。 住在里头，内心的波澜会慢慢平复，甚至忘记今夕是何年。 天坛占地273万平方米，是故宫的3倍多，也是北京城内面积最大的以长绿针叶林为主的绿地。为衬托庙堂的庄严肃穆，园内遍植古柏。基辛格博士曾经感慨地说，凭借美国的实力，像祈年殿这样的建筑，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再造一个，甚至几个，但是这些古柏却无法再造。家住玉蜓桥，在园子里溜达了30多年、退休之后长在天坛里的梁老爷子说，公园是拿树当祖宗养活，刮风下雪之后马上就把折了的树杈支起来。 1420年的北京还没有外城。 古代以天为阳、地为阴，以南为阳、北为阴，明成祖朱棣在正阳门东南的郊野里建起天地坛，从《明史》的记载可以想象当年天地坛的建制：天地坛在正阳门之南左，缭以垣墙，周回十里，中为大祀殿;丹墀东西四坛，以祀日月星辰。大祀殿门外，东西列十二坛，以祀岳、镇、海、渎、山川、太岁、风、云、雷、雨、历代帝王、天下神。东坛末为具服殿，西南为斋宫，西南隅为神乐观、牺牲所。天地坛的坛墙南方北圆，象征天圆地方。清朝时候，乾隆对天坛进行了大规模扩建，修斋宫、扩圜丘，改建皇穹宇，改祈谷坛大享殿为祈年殿。近500年的时间里，天坛一直是帝王禁地，到1918年才正式对民众开放，花银元一角即可入园游览。 今天，丹陛桥串连起来的圜丘坛、皇穹宇和祈年殿属于各地来的观光客。土著的北京人向南来北往的游客推销风筝、毽子、绣着京剧脸谱的钱袋。坛墙内外的树林则是老北京人的天下。 清晨五六点钟公园一开门，周遭城区的中老年人便络绎而来，在里头热热闹闹地开展他们的土造健身法：打太极拳、踢毽子、耍竹蜻蜓、跳交谊舞、打羽毛球，手脚套上塑料袋在石子小径上手脚并用地爬行，像棒球的击球手一样丢里头填着黄豆的硕大的沙包，或在杜仲树林里绕着一棵棵树疾步走8字。一位老先生在松软的黄土地上支起不锈钢支架作球门，每个球门上头绑一个不同颜色的塑料蝴蝶结，口中念念有词地打门球。两个扣着棒球帽的老哥们儿合作放风筝，一人端举风筝的羽翼，一人后退到百步之外放线，态度认真，仿佛在举行某种仪式，风筝没上天先就闹了个满头大汗。 打远瞅，几个灵巧的身影在传飞盘，左挪右跳，身姿之矫健让人以为是十几岁的少年;走近一看，原来是须发皆白的老头祈年门外的小树林里，六把胡琴又脆又美。琴师一脚撂在小板凳上，垫起腿来当琴凳，架着因经年拉奏而扑簌簌往下掉着竹屑的胡琴，他叼着烟卷，随着琴弓的往复，肩胛骨顺势游走，仿佛已经成为琴弓的一部分。那唱戏的票友丁字步站得笔直，咿咿呀呀，博得围观者一阵口彩。 前几年，天坛西墙和南墙外头有很多小胡同。一间小房挨着一间小房，有缝的地方就用碎砖头旧窗框砌一间小屋。在那些小胡同里走过，隔三岔五会碰到染着黄头发、穿着肥腿裤、戴着耳环鼻环的蛊惑仔。走着走着，斜刺里头发湿漉漉的胖女人出其不意地泼出一盆脏水，或者哪家的门洞子里恶狗狂吠不止那些小房的窗户上也会贴漂亮的红窗花，韭菜莲在夏季的墙根底下开得繁茂。那时候朋友爱带我到一家似乎叫做聚福居的饭馆吃饭。饭馆的老板是一个穿中式对襟大褂的光头，经常看到他笑眯眯地在大堂里您来了、您慢走地迎来送往，不管你消费几块钱，老北京人的谦和厚道全写在脸上。 现在聚福居和周遭的胡同全拆了，有的地方成了绿地，有的地方还不知道要起什么样的高楼。 梁老爷子坐在天坛的木椅上，像阿甘一样自言自语：早起不叠炕也不锁门，孩子背着一个领着一个，从体育馆坐有轨电车到南门，扭答扭答地进来，一玩大半天。晌午饿了，就在公园食堂里吃经济饭遍地都是二月兰，孩子撒欢跑，等到晚晌回家累得沾炕就着。那时候孩子才几岁儿，现在都是40多岁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