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州市江永县上江圩镇。一江环绕的小岛，树木葱茏、田舍错落，这里就是“女书村”，闻名遐迩的女性文字的发祥地和保护区。11月初，记者随同省社会科学院永州古文化课题组的专家一行来到这里“访古寻根”。置身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女书”又一次勾起人们对它的追问和思考。 过去：是女性文字还是远古地方文字？ 对于流传于江永一带现在处于抢救状态的“女书”的起源，有着各种莫衷一是的传说。最近，在江永邻地东安县发现的石刻“女书”打破了这种混沌的平静。以往，“女书”的存在和传说都是基于少量民间的纸质物或者布上的“女书”文字，而这次石刻“女书”的发现具有突破性的贡献。“女书”铭刻于石碑之上，且字迹漫漶，说明它存在的时间已经相当久远。镌刻女书的石碑在公众场所出现，向人们有了新的提示：在女书流行之日，它可能并不是女性的专利，而是在当地被普遍使用的文字。永州古文化课题组组长、社科院研究员梁绍辉甚至大胆指出：“女书”历史可能追溯数千年，是秦始皇统一中国文字之前存在的一种地方文字，因为后来使用统一了以后的官方文字，这种“女书”文字逐渐“边缘化”，而女性处于社会底层，一般人没有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于是把这种遭到“淘汰”或是“废弃”了的文字作为她们的交流工具。还有，从“女书”的构字方式来看，它属于一种简易的“刻划文字”，作为先人记事传意的字符，有可能早于一直视为中国文字鼻祖的“甲骨文”。梁绍辉先生曾经从永州地区业已考古证实拥有的人类最早经济形态文明象征物最早的稻作、最早的陶器，以及最早的政治文明化身舜帝陵庙出发，从而得出“中华文明永州起源”的论断。“如果女书是中国最早的文字”得以确证的话，它又将从文化形态强有力地支撑“中华文明永州起源”的命题。对于梁绍辉来说，这当然是一个完美的状态，但是，主观的想象永远不能取代科学的考证。人们期待新的有力物证的出现。 现在：“女书”怎样得以原生态保护和传承？ 尽管“女书”的重要性已经得到公认，但是人们不得不面对日益严峻的局面。去年，随着90多岁的“女书老人”阳焕宜的逝去，人们再也没有机会接近原汁原味的“女书”自然传人。而从目前对“女书”的研究和保护现状看来，热闹之外，难掩其失。一是比较零碎。对“女书”有兴趣的人全国各地都有，据了解，各地专家学者前往江永一带考察“女书”已经有数万人次，但是，这些人分散在不同机构和地区，各自为政。其次，“女书”研究整体上停滞于资料的收集和整理阶段，还没有进入其文化意义的核心区域，关于“女书”的起源、背景等一系列基础性问题没有得以彻底的破译。因此怎么样把“女书”完整的保存，以供后来者研究，是当下的一个关键问题。江永县近年来提出建设女书生态博物馆的构想，也就是说，把收集整理“女书”作品、培养“女书”传人和地方民俗、自然环境等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加以保护。这项工作无疑比原来的简单的作品、实物保护有了巨大的进步。在普美村“女书园”，记者看到，“女书”作品展示，“女书”教学有了一个比较好的环境。最近美国的福特基金会也带来了一笔资金参与到“女书”的保护工作中来。其要旨就是让“女书”信息借助现代化的手段保存下来。 应该说，“女书”的外界保护条件远胜于过去，江永的保护工作力度也很大。但是，在保护工作的诸多环节中，能够识别、熟练掌握“女书”的人的培养恐怕是尤为重要的一环。本来，能够运用“女书”的本地人已寥寥无几，目前“女书”学堂的教学是一种比较松散的方式，因而“女书”传承人才很难说有保障，需要有更加有效的手段使得“女书”链接不致变形。 将来：“女书”的价值应该给以什么样的定位？ 在“女书”引起关注的一个阶段，我们曾听到一种充满激情的声音“发展女书，弘扬文化”。这个问题关联到一个基本的判断：“女书”的价值应该给以什么样的定位？这是追问目前人们所有关于“女书”所作工作的意义时不能不回答的一个问题，它也在宏观地指示着“女书”工作的方向和标准。 显然，作为一种社会交流的符号工具，“女书”的价值不再存在。无论如何，去发扬一个被历史淘汰了的东西是毫无价值的。但是，它作为中华文化或者人类文化生态系统中的一个“物种”，理所当然地充当了文明人接近自身历史和祖先创造的文明的重要线索和桥梁。我们有必要追索这种文化产生和存在的年代，解剖其时华夏民族的社会状态，它的这种文化研究可以说是难以估量的。 现在，“女书”派生了一重新的意义。江永县目前把“女书”作为一种旅游资源在开发，记者有一种感受：区别于一般的旅游区的文物保护单位，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旅游，对“女书”有益无害。通过旅游吸引人们来认识、关注它，这样其实达成了一种良性互动，让“死去”了的“女书”在现代生活中得以鲜活地存在，尽管它不一定是原真的价值体现，但是，人们热闹的探究中，有利于形成一种有益于学术“在保护中开发和在开发中保护”的外部氛围。 一种古老文化也像我们身边的普通物种一样，有它自己的生命规律和存活的形式，顺之活之，逆之亡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