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中遇见的人们

行走中遇见的人们 1，95年春，云南喜洲，一个小女孩。 那个时候的行走是为了写生。 同现在摁一下快门比起来，写生算是个辛苦活了。在大理和丽江写生的时候，坐在阳光下晒着热，坐在阴影下时间稍长就会冷;一画起来很容易就忘记了时间，常常一天两顿饭凑合着过。 喜洲是白族民居的聚居区，可供调研和写生的古建筑很多。 有一次画速写到七点多钟，夜幕降临，寒气也渐渐迫过来。我收拾好画具后发现不见了同伴，心急火燎地搜寻了几家大宅院，还是不见踪影。 正在焦急之际，一个白族小丫头跑过来轻声轻语地说：“叔叔，你是不是在找一个画画的小阿姨?我带你去吧。” 于是跟着她绕过好几条街，才找到了坐在冰冷的石凳上还在画呀画的同伴。回转身，白族小丫头已经蹦蹦跳跳地走远了。 那时候的白族人给我留下了很多纯朴与热情的好印象。 在大理，没有人会拒绝我们走进他们自家的院落里作画。我们席地坐在天井下绘画的时候，慈眉善目的白族老大娘通常都会拿出两个小板凳给我们坐，再拎出来一个大号的茶瓶，两个放了些茶叶的玻璃杯，不言不语地放在我们身边。当我们画完一张准备告辞的时候，才发现院落里面的人都出去赶集了。 这种坦然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总是让我们由衷地感到快乐与幸福。——我们也总是收拾好小凳、茶瓶、茶杯，然后撕下一张速写纸，一笔一划地写上“谢谢”的字样。 2，95年夏，湖南张家界，一位导游。 我在张家界曾认识一位小人物，是个导游，外号叫野马。 那个时候张家界的导游业被一股黑势力所垄断，导游清一色的都在这股潜势力的控制之下。唯有野马愣是从这份独食中抢得一杯羹，他是当时唯一一个可以自己单干的导游，且不用交一分一毫的保护费。 问及何以如此，野马淡然一笑：一开始也不行，人家捅了我几刀，我也捅了人家几刀，就井水不犯河水了呗。 为什么冒这个险? 我不会别的呗，就熟悉这些山。我不能饿死吧，我还要挣钱盖房子娶媳妇呀! 现在全国各风景区都可以听见导游喇叭播出的噪音，且大多是那首《十五的月亮》。野马也有一个喇叭，但里面没有月亮，野马召集游客的时候都是自己唱歌，唱《妹妹找哥泪花流》，他总是嬉皮笑脸地对年轻的女游客说：你们迷路后听到我的歌就不用急得哭鼻子了。 《十五的月亮》统统变成了野马歌声的背景，很容易就能找到野马的位置。 我就是跟着他的歌，走遍了整个张家界。 野马总是一边走一边唱情歌，唱歌的时候，野马绝对投入，一脸真诚而邪性的忧伤。我就觉得野马将来一定能够找到一位漂亮的湘妹子。 野马还有一个做帮忖的兄弟，完全没有野马信马由缰的那份洒脱劲，更加不会痛快肆意地唱情歌。他总是低着头，因此外号野狗。 (湖南人有个性坚韧甚至桀骜不驯的传统。 据说鬼子们曾经这么说过：如果我们能从上海人手中大把大把地挣钱，我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就实现了;如果最后一个湖南人停止了反抗，我们就征服了整个中国。 所以韶山冲走出来一个毛泽东。 毛泽东喜欢在名江大川中游泳，他曾经对美国客人说：如有可能，我很想去你们的密西西比河畅游一番。当他在北戴河看到台风掀起的惊涛骇浪时，心中豪气勃发，不顾工作人员的反对，跳下大海游了个尽兴。视察三峡的时候，毛泽东给中央办公室写了一封申请信，希望可以让自己游过三峡，但未获批准。有一次站在都江堰的分洪口，毛泽东问：有人从这里游过去吗?当得知从没有人尝试过从这里横渡的时候，毛泽东叹了一口气：我很想做这个第一人啊。 把这种挑战精神单拿出来放在今天，兴许就是一个很牛的自助游者或极限运动者。 伟人总是遥不可及、高不可攀。) 3，96年秋，山西壶口瀑布，一位船老大。 在山西看完壶口瀑布，我和同伴们决定从壶口下面漂流至韩城。 那时候承载漂流任务的还是黄河岸边那种古老的木制渔船，因此每一个准备漂流的客人都必须签一个“自负其责”的生死状。 大家赶紧表示悲壮，其实是舒缓一些紧张情绪。 岸边横着几条极富沧桑感的小木船，其中一条的船头上立着一位更具沧桑感的裸背的山西老汉，有一口没一口地抽着烟袋。老汉身板硬朗、肌肉虬劲、黝黑的脸庞下是同样黝黑的宽阔的胸膛。 我们不假思索地就把生死状交给了这位船老大。 漂流的时候，船尾有一个年轻的舵手，老汉依旧立在船头，用手势指挥着整条木船的行进方向，间或沉闷地吆喝上几嗓子。虽然听不懂是什么，但每声吆喝过后小木船马上就会跟着有所反应。 一开始的漂流和在公园的湖面上荡舟没太大区别，同伴们纷纷觉得身上的救生衣严重多余。没过多久，船老大闷喝了一声，舵手马上告诉我们六个人要分两组坐在船的两侧;还把我和一个女伴做了一个对调，大概是要尽量保持船体的均衡。 嘻嘻哈哈声在我们看见前方陡然变窄的河床时休止：一直平静的河面在那里骤然加速，远远地就可以看见前方不小的浪头。 我扭头问舵手：浪有多高? 舵手先是一声闷喝：坐好!坐好!——稍后才告诉我，不算高，这个河湾浪小，一米多吧! 一米多?!跟海浪比起来是不高，但这条木船的船舷离吃水线也就不过十几公分。 船尾的马达声低了下来，小木船的速度却随着水流快了许多。 小木船一头扎进湍急的河湾，瞬即起伏抖动。船老大的吆喝声不再沉闷，变得频繁而高亢。舵手用双手紧紧地箍住船舵的把手，我们也紧紧地握住船舷。在船老大的指挥下，小木船的船头始终保持着与浪头九十度左右的垂直，只有些许浪花的末梢打进船舱，小木船安稳地冲出了河湾。 又开始“荡舟”了，船老大抽起了烟袋。烟袋一挥，舵手马上会意。在舵手的二次指挥之下，我们赶紧用工具把船舱里面的积水舀出来倒回黄河。 那一刻，我觉得要当就当船老大，实在是太神气了! 小木船经过一段充分宽阔的河面，才发现母亲河的乳汁正在干涸。 这段水路，小木船几乎是从泥浆上面给舔了过去。好几个地方小木船都会搁浅，马达失去作用，船都是船老大和舵手用双臂甚至肩膀顶着船桨给硬撑过去的。 当时觉得硬撑的瞬间镜头很有些说不出的悲怆：不知道是黄河面临干涸的悲怆，还是千百年来船夫们不屈不挠的悲怆。 没多久又是河湾。黄河也只有在壶口以及狭窄的河湾中展示自己曾经的雄浑了。 这一次的浪头有两米左右。这一回船老大的吆喝并没有控制住小木船的方向，它被一个浪头猛然给打了一个横调。伴随着对面船舷女伴的一声尖叫，我愕然发现一个浪头同我所处的船舷平行着打了过来，竟然比我紧抓着船舷的右手高出了三十多公分! 行走中遇见的人们 1，95年春，云南喜洲，一个小女孩。 那个时候的行走是为了写生。 同现在摁一下快门比起来，写生算是个辛苦活了。在大理和丽江写生的时候，坐在阳光下晒着热，坐在阴影下时间稍长就会冷;一画起来很容易就忘记了时间，常常一天两顿饭凑合着过。 喜洲是白族民居的聚居区，可供调研和写生的古建筑很多。 有一次画速写到七点多钟，夜幕降临，寒气也渐渐迫过来。我收拾好画具后发现不见了同伴，心急火燎地搜寻了几家大宅院，还是不见踪影。 正在焦急之际，一个白族小丫头跑过来轻声轻语地说：“叔叔，你是不是在找一个画画的小阿姨?我带你去吧。” 于是跟着她绕过好几条街，才找到了坐在冰冷的石凳上还在画呀画的同伴。回转身，白族小丫头已经蹦蹦跳跳地走远了。 那时候的白族人给我留下了很多纯朴与热情的好印象。 在大理，没有人会拒绝我们走进他们自家的院落里作画。我们席地坐在天井下绘画的时候，慈眉善目的白族老大娘通常都会拿出两个小板凳给我们坐，再拎出来一个大号的茶瓶，两个放了些茶叶的玻璃杯，不言不语地放在我们身边。当我们画完一张准备告辞的时候，才发现院落里面的人都出去赶集了。 这种坦然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总是让我们由衷地感到快乐与幸福。——我们也总是收拾好小凳、茶瓶、茶杯，然后撕下一张速写纸，一笔一划地写上“谢谢”的字样。 2，95年夏，湖南张家界，一位导游。 我在张家界曾认识一位小人物，是个导游，外号叫野马。 那个时候张家界的导游业被一股黑势力所垄断，导游清一色的都在这股潜势力的控制之下。唯有野马愣是从这份独食中抢得一杯羹，他是当时唯一一个可以自己单干的导游，且不用交一分一毫的保护费。 问及何以如此，野马淡然一笑：一开始也不行，人家捅了我几刀，我也捅了人家几刀，就井水不犯河水了呗。 为什么冒这个险? 我不会别的呗，就熟悉这些山。我不能饿死吧，我还要挣钱盖房子娶媳妇呀! 现在全国各风景区都可以听见导游喇叭播出的噪音，且大多是那首《十五的月亮》。野马也有一个喇叭，但里面没有月亮，野马召集游客的时候都是自己唱歌，唱《妹妹找哥泪花流》，他总是嬉皮笑脸地对年轻的女游客说：你们迷路后听到我的歌就不用急得哭鼻子了。 《十五的月亮》统统变成了野马歌声的背景，很容易就能找到野马的位置。 我就是跟着他的歌，走遍了整个张家界。 野马总是一边走一边唱情歌，唱歌的时候，野马绝对投入，一脸真诚而邪性的忧伤。我就觉得野马将来一定能够找到一位漂亮的湘妹子。 野马还有一个做帮忖的兄弟，完全没有野马信马由缰的那份洒脱劲，更加不会痛快肆意地唱情歌。他总是低着头，因此外号野狗。 (湖南人有个性坚韧甚至桀骜不驯的传统。 据说鬼子们曾经这么说过：如果我们能从上海人手中大把大把地挣钱，我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就实现了;如果最后一个湖南人停止了反抗，我们就征服了整个中国。 所以韶山冲走出来一个毛泽东。 毛泽东喜欢在名江大川中游泳，他曾经对美国客人说：如有可能，我很想去你们的密西西比河畅游一番。当他在北戴河看到台风掀起的惊涛骇浪时，心中豪气勃发，不顾工作人员的反对，跳下大海游了个尽兴。视察三峡的时候，毛泽东给中央办公室写了一封申请信，希望可以让自己游过三峡，但未获批准。有一次站在都江堰的分洪口，毛泽东问：有人从这里游过去吗?当得知从没有人尝试过从这里横渡的时候，毛泽东叹了一口气：我很想做这个第一人啊。 把这种挑战精神单拿出来放在今天，兴许就是一个很牛的自助游者或极限运动者。 伟人总是遥不可及、高不可攀。) 3，96年秋，山西壶口瀑布，一位船老大。 在山西看完壶口瀑布，我和同伴们决定从壶口下面漂流至韩城。 那时候承载漂流任务的还是黄河岸边那种古老的木制渔船，因此每一个准备漂流的客人都必须签一个“自负其责”的生死状。 大家赶紧表示悲壮，其实是舒缓一些紧张情绪。 岸边横着几条极富沧桑感的小木船，其中一条的船头上立着一位更具沧桑感的裸背的山西老汉，有一口没一口地抽着烟袋。老汉身板硬朗、肌肉虬劲、黝黑的脸庞下是同样黝黑的宽阔的胸膛。 我们不假思索地就把生死状交给了这位船老大。 漂流的时候，船尾有一个年轻的舵手，老汉依旧立在船头，用手势指挥着整条木船的行进方向，间或沉闷地吆喝上几嗓子。虽然听不懂是什么，但每声吆喝过后小木船马上就会跟着有所反应。 一开始的漂流和在公园的湖面上荡舟没太大区别，同伴们纷纷觉得身上的救生衣严重多余。没过多久，船老大闷喝了一声，舵手马上告诉我们六个人要分两组坐在船的两侧;还把我和一个女伴做了一个对调，大概是要尽量保持船体的均衡。 嘻嘻哈哈声在我们看见前方陡然变窄的河床时休止：一直平静的河面在那里骤然加速，远远地就可以看见前方不小的浪头。 我扭头问舵手：浪有多高? 舵手先是一声闷喝：坐好!坐好!——稍后才告诉我，不算高，这个河湾浪小，一米多吧! 一米多?!跟海浪比起来是不高，但这条木船的船舷离吃水线也就不过十几公分。 船尾的马达声低了下来，小木船的速度却随着水流快了许多。 小木船一头扎进湍急的河湾，瞬即起伏抖动。船老大的吆喝声不再沉闷，变得频繁而高亢。舵手用双手紧紧地箍住船舵的把手，我们也紧紧地握住船舷。在船老大的指挥下，小木船的船头始终保持着与浪头九十度左右的垂直，只有些许浪花的末梢打进船舱，小木船安稳地冲出了河湾。 又开始“荡舟”了，船老大抽起了烟袋。烟袋一挥，舵手马上会意。在舵手的二次指挥之下，我们赶紧用工具把船舱里面的积水舀出来倒回黄河。 那一刻，我觉得要当就当船老大，实在是太神气了! 小木船经过一段充分宽阔的河面，才发现母亲河的乳汁正在干涸。 这段水路，小木船几乎是从泥浆上面给舔了过去。好几个地方小木船都会搁浅，马达失去作用，船都是船老大和舵手用双臂甚至肩膀顶着船桨给硬撑过去的。 当时觉得硬撑的瞬间镜头很有些说不出的悲怆：不知道是黄河面临干涸的悲怆，还是千百年来船夫们不屈不挠的悲怆。 没多久又是河湾。黄河也只有在壶口以及狭窄的河湾中展示自己曾经的雄浑了。 这一次的浪头有两米左右。这一回船老大的吆喝并没有控制住小木船的方向，它被一个浪头猛然给打了一个横调。伴随着对面船舷女伴的一声尖叫，我愕然发现一个浪头同我所处的船舷平行着打了过来，竟然比我紧抓着船舷的右手高出了三十多公分! 当时来不及想诸如“小命不保”之类的调调，因为接下来所有的人都开始忙乎了：船老大使劲吆喝，舵手拼命掰舵并不停地加大马达的马力、减小马达的马力，我们则全部没命般把船舱里面的水给舀出去…… 小木船最终驶出了河湾。 船老大挥挥手，舵手把船靠上了河岸。我们才漂了不到三分之一的路。 船老大把舵手恶狠狠地好一通臭骂!舵手一声不吭，满脸通红，使劲地搓着自己的一双大手。——看样子刚才可能是舵手没有充分执行船老大的命令才导致的一次险情。 要不是女伴上去劝上几句，还不知船老大要骂到什么时候。 我们还是上了这条船，继续我们的漂流，也继续我们对于船老大的信任。 船老大笑了。 这个笑真感人，一生难忘。 4，97年秋，敦煌，一位青年女子。 从五十多个小时的列车上走下来，是深夜十一点的甘肃柳园。 没有去敦煌的车了，可我实在是不想住在柳园。只好徒劳地在有灯火的地方瞎转悠。 一位在小卖部打电话的女子忽然冲我说：“你也是刚从火车上下来的吧?我现在有一辆去敦煌的车，我问问司机愿不愿意捎上你。” 接着又很民主地补充说:“你也可以自己选走还是不走。” 我点点头：“走!”——能够到敦煌，明天一早就可以看到莫高窟了。住在柳园，估计明天中午才能到敦煌，岂不是白白浪费一个上午? 她走到一辆吉普车前，问司机可否带我一道去敦煌。司机上上下下打量我的时候，我缓缓地说：我从北京来，一个人，想看看敦煌。 司机答应了。 那女子到车后座，手脚麻利地把先前她已经放好的行李聚拢，算是给我腾出来一个座位。她自己坐在司机副座上;我坐在第二排。 聊了会儿天，才知道柳园到敦煌有一百五十多公里。 她笑着说：我可不象你们搞艺术搞摄影什么的;我看不懂莫高。我只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跑去莫高瞅瞅。溜跶溜跶，回来就不烦了。 这句话至今印象深刻：抛开距离远近，我想我那个时候的独旅同她的“回来就不烦了”很有些相似之处。 就这样在凌晨一点多来到敦煌。 那女子问我：住什么样的宾馆? 我答：便宜的，安全的。 吉普车在市区里面转了转，把我丢在一家宾馆门口。她说这是邮政系统的招待所，很安全。 我刚拿下来自己的行李，吉普车就启动了。我看见司机和她冲我简单地挥了挥手。 她没有问我要钱。我大声说：谢谢你们!——吉普车就已经消失在黑夜里了。 5，00年春，阿尔及尔，一位出租车司机。 阿尔及尔的出租车司机非常热情，又很有意思。 有一次很晚打车回居住地，出租车司机要我500da(第纳尔，一美金兑换80个第纳尔)，我说太贵了白天300da就可以回家了，既然是晚上我就给你400da吧! 司机笑嘻嘻地答应了。到了目的地，他还是问我要500da。 当然要理论一番，最后司机笑嘻嘻地说：ok!ok!你给我400da好了，可是还有100da是给我的小女儿的，她正陪着我熬夜呢! 他指指车窗上的一幅照片，照片上一个很漂亮的阿拉伯小丫丫，六七岁的模样，瞪着有着长长睫毛的大眼睛，正天真地冲着我笑。 我哈哈大笑。我给了他500da。 阿尔及尔人对中国人非常友好，不仅仅是因为良好的中阿关系。人们的热情源自人们的豁达和晴朗，一如北非的阳光。 阿尔及尔的出租车，只要是同路，只要还有空位，都可以乘坐同一辆出租车。 某天打车上街，坐在前座的一位阿拉伯女大学生得知我是来自中国的时候，转过身来送给我一幅她自己画的素描画——勉强还可以认出来画的是梵高。她在画的背面写着：welcome to algeria。 6，02年秋，山南桑耶寺，一位扎巴。 在桑耶寺里的时候，认识了仁增。 仁增是寺里一位虔诚修行的扎巴。他手上有一套珍贵的经书。 仁增说，这些经书是很早的时候由七个高僧合写的，他们都是藏传佛教的格西(博士)。七个高僧日夜讨论佛经，七个人都觉得这句经文好，就把这句经文写进这套经书之中。因此这套佛经堪称字字珠玑，大智大慧。文革的时候，这套佛经本就为数不多的原版几乎被毁灭殆尽。有一家藏民私藏了一套，文革的时候埋在自家的屋子里面，才得以幸存。仁增几乎天天去这家藏民家做客，给他们送去了很多东西，藏民被仁增的执著所打动，最终把这套经书送给了仁增。现在在整个西藏，原版的这套经书已经很难找到了。 仁增的第一个理想是达到一定的修为，让自己可以通读这套经书。他说这套经书的经文有法力，心术不正的人看了会害眼疾而失明;修为不够的扎巴看了会头疼不休。仁增觉得自己的造诣还差的远，因此从不敢看。 仁增比较高的理想是获得闭关修行的资格。他梦想着有一天，经过三年三个月零三天的苦修，自己能终成正果地从闭关的小屋中走出来。 仁增厌恶那些伪装的假喇嘛。对于那些夸夸其谈的喇嘛，仁增的评价让我过耳不忘：小溪总是哗哗作响地流淌，雅鲁藏布江却总是静默无声。 7，02年秋，尼泊尔的monkey temple，一位扎巴。 在monkey temple后山的山门上，一个摆地摊化缘的中年扎巴试探性地问我：where you come from? 当他得知我来自中国的时候，站起身来一把抓住我的手，久久不肯松开。 “我也是中国的，我也是中国的呀!我家在四川理塘!”很显然他有些激动。 我说我去过理塘，那里还有一个天葬台。 中年扎巴收拾好地上的法具，拉住我的手说：去我家坐坐，去我家坐坐! 我跟着中年扎巴走出monkey temple十分钟，就到了他的家。 家里面可堪描述的大概就只有四样东西了：一张窄小的床、一套简陋的炊具餐具、一台尼泊尔产的小收音机、几张达赖喇嘛和十一世班禅的像片。 这是中年扎巴在尼泊尔租的房子，月租是1200卢比。他冲着在门外走廊玩耍的一个小孩子吩咐了几句，没多久那个孩子就从门外端进来一杯热奶茶，放在了我的面前。中年扎巴笑了笑说：请别见怪，我这里就只有这些了。条件简陋，条件简陋啊! 许是家里很久没有来过中国人，虽然口齿混沌，中年扎巴还是断断续续地给我说了他的很多事情： 那一年我从西藏出逃到印度，现在在尼泊尔住了两年了。我爸爸妈妈都还在，哥哥还打来电话让我回家;家里面去年盖了三层楼的新房子，有电视、冰箱、电话、录音机哎呀什么都有了。我想家呀，可是我回不去。 “为什么回不去?” 59年那一拨逃往国外的藏民、喇嘛都可以回国，那个时候解放军解放西藏嘛!人们出逃是因为不了解解放军的政策。我们这些八几年建国以后出逃的，都是在和平时期走的嘛，就不可以回国了。 “这么说你有点后悔了?” 是呀。我先是在印度，印度的军人很坏的，可不象咱们国家的解放军，讲什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这些西藏喇嘛在印度又都是外国人，很受欺负。生活上又不适应，所以我就跑到尼泊尔来了。中国人援助过尼泊尔很多东西，所以在尼泊尔我们就不能跳锅庄，也不能喊口号，会被抓起来的;在印度可以，可以喊反动口号，印度政府不管。印度人坏嘛!还有美国人。 中年扎巴说这些话的时候，真是带有一点反省的味道。 你是大学生呀?你在北京呀?北京好呀!2008年那个什么什么? “奥运会!” 对对对，奥运会!我真希望2008年奥运会我能去北京看看。我要先回家看看父母、哥哥，然后去北京雍和宫。现在中国发展多快呀!原来西藏连火柴自己都做不了，现在什么都有了。我家里也什么都有了...... 中年扎巴的眼中已经有了泪意。 我抬头看了看达赖喇嘛和班禅的照片，上面落满了灰尘。——在生活窘迫的尼泊尔，即使是虔诚的扎巴，也无暇将像框的玻璃擦拭的一尘不染。他们首先还是要生活。 中年扎巴名叫格登曲平，家住四川甘孜州理塘县拙桑区雄坝乡若检队。 格登从家中将我送回到monkey temple的山门，又执意送了我一程。当我钻进出租车之后，回头看见格登依旧站在分手的地方，一动不动地看着我离去...... 我不知道格登的话是不是完全真实，或者有没有化缘的成分。但是无论如何，他想家的感情应该是由衷的真挚。 8，02年秋，加德满都，三个女孩。 那是打听去hanuman-dhoka durbar square(哈努曼多卡宫)的路。 很难遇见英语说得好的尼泊尔人，我只好拦住了三个女中学生。 “how can i go to temple of kumari?” 三个女生笑呵呵地对我说：“follow me,please!” 没想到我follow了她们很久很久，才终于走到hanuman-dhoka durbar square景区。 她们一路上轮流和我聊天，大概是彼此英语水平都有限，所以问的都是一些很简单的问题。 到达hanuman-dhoka durbar square之后，三个女生径直走到一尊露天的两人高的佛像前，俯身用头轻轻碰了碰佛像的脚，然后用手触摸佛像，再从佛像脚下拾起一些花瓣儿。她们把从佛像手中的钵盂里揩下来的红颜色点在自己的脑门中央，然后把花瓣儿洒在自己的头发上。(后来我才知道，这尊佛像名叫kal bhairab，是整个加德满都最著名的一个bhairab。) 一个女生冲我笑了笑做了一个“点”的动作：you? 我低下头。 她就在我的印堂上轻轻地点上了一个红点，另一个女生踮起脚尖从我的头上洒了几片花瓣儿。——这是我在尼泊尔所点的第一个“提卡”(tika)了。 走了这么远的路，我渴了。她们带我走了这么久，应该也渴了吧? 我说为了感谢你们我带你们去喝可乐吧? 三个女生全都笑呵呵地摇了摇头，然后大大方方地同我一一握手作别。不大一会儿就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了...... 9， 对于旅行来说，“景点”是一个无比可恶的词儿。 它先是把人们的旅游约束在自然风光这个单一的层面，然后又别有用心地把广阔的自然风光约束在一个突兀点上。 上当的人很多：他们成群结队地等待着到这个点上留影。 观赏自然风光当然是行走的目的之一，但行走却并非仅仅局限于这个目的。 目的地除了自然风光，还有人文风光。除了人文风光，还有目的地不断和我们擦肩而过的人们。 他们有着千姿百态的表情，有着独特甚至灿烂的内心世界。 平和地走近他们，甚至走进他们，一如平和地走进那些风景。 10， 我见青山多妩媚。 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这个境界，包括行走中所见的青山，包括行走中所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