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开入江西地面时，正是清晨时分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大片开阔的水田和起伏的山峦在淡淡朝霞下泛着一层朦胧的微光，宁静晨曦中，只有仨俩黄色的水牛一动不动地站在田埂上，线条优美宽阔的脊背给这幅山水画添上了恰到好处的一丝动感。列车缓缓驶过这块浓墨泼就的画布，朝露的清新透过车窗映入了从睡梦中茫然苏醒的人们，虽然漫漫长夜是痛苦难熬的，但毕竟过去了，新一天的开始恬静而美丽。和平时期，大家过的都是醉生梦死的生活，为蝇营狗苟，整日消磨。年岁越长，越耻于回顾当年的梦想，大家都像屎壳郎，抱着自己的粪团匆匆赶路，在城市这个大动物园里，欲求一席之地。幸福也好，辛酸也好，疯狂也好，失落也好，都比不上实实际际的投入进去，换来真实的利益。匆忙时的窘迫，悠闲时的快乐，都在渐渐揭露时光的无情，让人感到可怕。而过于短暂的人生，又迫使人学会忘记过去，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是过去一切的总和。六十年前，一场春秋战国式的硝烟席卷了世界，最终以伤亡9000万人的代价让大家坐到谈判桌前，讨价还价。中国在这个数字中的贡献是39%，3500万人，相当于希特勒灭绝的犹太人总数的六倍，其中大部分是平民。这些枯燥的数字，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呢？耻辱、伤痛、鲜血、残酷、绝望，都只是对当下存在个体的意义，一旦这个个体消失，意义也消失了。六十年过去了，亲历者大多已退出了历史舞台，红旗在岁月的洗刷下渐渐褪了颜色。回顾，死者已不能激起感动，展望，明天的道路蜿蜒在一片迷雾之中。唯有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碾碎一切，纷纷扰扰中，谁也听清对方的喊叫，只是随着人流，不住往前。井冈山是一片山区，真正的山区。从任何角度看，四周都是一片山的海洋，潮湿多雨的气候更增加了浓重的雾气，山隙的光线在云雾中恍惚穿行，让重峦叠嶂在轻纱缭绕下显得愈发迷离。这种类似越南丛林的复杂地形，易守难攻，哪怕近在咫尺，密林中也有无数藏身之地，虚虚实实，让人难以一看究竟。尽管国共两党力量悬殊，似乎成竹在胸，但在大多数战斗中，作为进攻方的国民党处在敌暗我明的不利位置，即无法将重型机械运上狭窄陡峭的山路，也无法在林区集结大堆兵马，完全丧失了在设备和人力上的优势，因此在游击战中屡战屡败，最终从优势转为劣势，节节败退。后来，老蒋也试图用围城的方式将红军困死在山区，就像美国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一样，让根据地的红军因缺医少药，营养不良，饿死在里面。但是这招也没奏效，红军的对策是开山种地，铸银造币，在封锁区内凭借有限的资源建立起一个农业社会，自给自足，修生养息。根据地内有造币厂、练兵场、医院、服装加工厂、物资交流中心，军纪严明，官兵平等。“军民鱼水情”就是在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标准的棉布服似乎也反映了一种新型的身份关系：没有阶级之分，没有代际之别。老百姓是军队的衣食父母，也享受到了衣食父母应有的待遇。如果说中国历史上曾经真正实现过共产主义的话，就是1928-1933和1935-1939在江西和延安根据地的那段时间。根据地能够种植的食物品种非常有限，大部分时间所有人的主要食品就是红米、野菜和南瓜。红米是江西特有的一种米，口感粗糙干硬，现在已经很少人吃了，不过随着粗粮之风日渐，所不定很快又会在都市流行起来。玻璃橱窗里，落满灰尘的草鞋、褪色的军衣，蜡像一般的巨大南瓜和粗瓷碗中的红米，在灰暗光线下散发着一股淡淡的霉味，和很远很远的历史的气息，仿佛他们不是跋涉了半个世纪的时光，而是从另一个更遥远的时空掉落在这里，如此陌生、如此辽远和苍老。根据地的旧址，大多已毁于内战，建国后依原样重建。这些散落于井冈山丛林中的老式江西民居，无论是毛泽东茨坪旧居，造币厂、还是练兵场、红军医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矮。所造成的效果就是，压抑。江西人普遍很矮，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个理由。另外，一层楼的矮房，采光已经很差，还不舍得把窗户开的大一些。所有的房子，只有一面开窗，窗户千篇一律狭小之极，一旦失火，只有小孩和狗可以夺窗而逃，每次进屋，眼睛都有几秒瞬间失明，还好根据地的百姓都穷的家徒四壁，倒也没有跌跤的危险。数千年来，江西地面上的祖祖辈辈都在这样举手碰顶的低矮屋檐下进进出出，父父子子孙孙，没有一个人想到要把一座平房造高三十公分，人住在里面会开阔许多，舒服许多。也没有一个人想到要把狭小的窗子开大一些，让多一些阳光扫净空气里的阴翳和霉味，而情愿像基督山伯爵一样坐在黑洞洞的角落里修炼火眼金睛。这是中国人因循守旧的一个绝好案例。中国人固执地遵循某种生活方式，不是因为这种生活方式好到不需要改变，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喜爱它，而是因为它已经存在了，而这个崇古的民族对所有已经存在的东西，都看作是比尚未出生的东西更加神圣的。解放前，曾有一个中国烧砖师傅，拒绝执行他的外国老板要求制作比当时流行的方砖更大一点的方砖。事实上，只需要制作一个稍大一点的模子就行了，但时间到了，东西没做出来，这个师傅唯一的理由是：天下没有这种模子！而江西地面上的工匠，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不会去造一所和已经存在的房子不同的房子。假使没有甲午战争，没有洋枪铁炮，那么今天的你和我，则会继续住在这样低矮漆黑的房子里，要把窗子开大一点的奇怪想法，同样不会在我们脑海里出现。井冈山上有一种很特别的竹子，叫“井冈山方竹”。碧绿如墨，拇指粗细，三五一丛，长得十分秀气，不是十面埋伏中那种高耸入云的类型，而是黛玉萧湘馆前那种飘逸脱俗的风骨。这种竹子，看起来和普通的一样，竹竿为圆形，但用手一摸，却明显是方形，如同一个被玩久的色子。方竹光滑的身体有玉般润泽的质感，带着微微的凉意，看似浑圆却触手四方的独特弧线，使观赏和接触的过程变的十分奇妙。竹在中国文化中本就代表卓尔不群、高贵清雅的意思，方在中国文化中则代表刚毅和正直，两者相加，似乎让这种仅产于革命老区的方竹于奇特之外更多了一层神秘和传奇的色彩。虽然导游说，方竹在井冈山十分普遍，但除了在北山烈士陵园看到过一小片外，我并未在其它地方再见到过。烈士陵园依山而建，占地虽然很大，林荫遍布，但并没有多少肃穆庄严的气氛，能点燃沸腾的热血或激起思古幽情，而更像是某个在成本控制下扩建的大公园，简单的有些潦草。陵园内寥寥的装饰品之一是镶嵌在十里长亭一侧，中央领导人书写的百余块碑林。其艺术成就微乎其微，措辞无外乎是教科书上的陈词滥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烈士永垂不朽”，“忠魂”，“井冈山，革命的摇篮”云云，左下角谦虚地提上自己的名字。那么多永垂不朽的烈士，青年、壮年、孩子、妇女、受教育者、大字不识的农民……，都是没有名字的无名英雄，荣借烈士之光爬上统驭席位者倒可以在坚固的大理石上留下自己的芳名，百代相传。在陵园顶端的展览厅里，除了传统的书籍和纪念品，还有VCD出售，那是毛接见红卫兵的壮观场面。毛已经上了年纪，面如满月，身材臃肿，一只手臂僵硬地举着，似笑非笑。那些红卫兵都是十三四岁的孩子，在滚滚人潮中激动地哭喊着，挣扎着将手伸向毛的车子。女孩子的脸上挂满泪痕，嘶哑的喉咙呜呜地发出难以辨别的声响，脸因亢奋、激动、精疲力尽的等待和喊叫而变了形，像一群尾巴上点了火，拥挤在一间封闭房间里要夺门而出的耗子一样，疯狂地尖叫，上窜下跳。那种场面，我父母一辈回想起来总觉得不可思议，说他们都像是吃了药，而在我们眼中，却是再熟悉不过的场景。贝克汉姆、００７、布莱得.皮特、乔丹、F4、刘德华、周杰伦、S.H.E，粉墨登场，轮番轰炸，早已见怪不怪。说起来，这些红卫兵还是中国追星族的开山鼻祖，后生小辈的房间里都应该挂一张他们的巨幅海报，以示尊重。所以说，年轻真好，年轻可以为任何东西发狂，不需要理由，听不进解释，仅仅发狂本身就够了。火车开入江西地面时，正是清晨时分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大片开阔的水田和起伏的山峦在淡淡朝霞下泛着一层朦胧的微光，宁静晨曦中，只有仨俩黄色的水牛一动不动地站在田埂上，线条优美宽阔的脊背给这幅山水画添上了恰到好处的一丝动感。列车缓缓驶过这块浓墨泼就的画布，朝露的清新透过车窗映入了从睡梦中茫然苏醒的人们，虽然漫漫长夜是痛苦难熬的，但毕竟过去了，新一天的开始恬静而美丽。和平时期，大家过的都是醉生梦死的生活，为蝇营狗苟，整日消磨。年岁越长，越耻于回顾当年的梦想，大家都像屎壳郎，抱着自己的粪团匆匆赶路，在城市这个大动物园里，欲求一席之地。幸福也好，辛酸也好，疯狂也好，失落也好，都比不上实实际际的投入进去，换来真实的利益。匆忙时的窘迫，悠闲时的快乐，都在渐渐揭露时光的无情，让人感到可怕。而过于短暂的人生，又迫使人学会忘记过去，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是过去一切的总和。六十年前，一场春秋战国式的硝烟席卷了世界，最终以伤亡9000万人的代价让大家坐到谈判桌前，讨价还价。中国在这个数字中的贡献是39%，3500万人，相当于希特勒灭绝的犹太人总数的六倍，其中大部分是平民。这些枯燥的数字，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呢？耻辱、伤痛、鲜血、残酷、绝望，都只是对当下存在个体的意义，一旦这个个体消失，意义也消失了。六十年过去了，亲历者大多已退出了历史舞台，红旗在岁月的洗刷下渐渐褪了颜色。回顾，死者已不能激起感动，展望，明天的道路蜿蜒在一片迷雾之中。唯有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碾碎一切，纷纷扰扰中，谁也听清对方的喊叫，只是随着人流，不住往前。井冈山是一片山区，真正的山区。从任何角度看，四周都是一片山的海洋，潮湿多雨的气候更增加了浓重的雾气，山隙的光线在云雾中恍惚穿行，让重峦叠嶂在轻纱缭绕下显得愈发迷离。这种类似越南丛林的复杂地形，易守难攻，哪怕近在咫尺，密林中也有无数藏身之地，虚虚实实，让人难以一看究竟。尽管国共两党力量悬殊，似乎成竹在胸，但在大多数战斗中，作为进攻方的国民党处在敌暗我明的不利位置，即无法将重型机械运上狭窄陡峭的山路，也无法在林区集结大堆兵马，完全丧失了在设备和人力上的优势，因此在游击战中屡战屡败，最终从优势转为劣势，节节败退。后来，老蒋也试图用围城的方式将红军困死在山区，就像美国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一样，让根据地的红军因缺医少药，营养不良，饿死在里面。但是这招也没奏效，红军的对策是开山种地，铸银造币，在封锁区内凭借有限的资源建立起一个农业社会，自给自足，修生养息。根据地内有造币厂、练兵场、医院、服装加工厂、物资交流中心，军纪严明，官兵平等。“军民鱼水情”就是在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标准的棉布服似乎也反映了一种新型的身份关系：没有阶级之分，没有代际之别。老百姓是军队的衣食父母，也享受到了衣食父母应有的待遇。如果说中国历史上曾经真正实现过共产主义的话，就是1928-1933和1935-1939在江西和延安根据地的那段时间。根据地能够种植的食物品种非常有限，大部分时间所有人的主要食品就是红米、野菜和南瓜。红米是江西特有的一种米，口感粗糙干硬，现在已经很少人吃了，不过随着粗粮之风日渐，所不定很快又会在都市流行起来。玻璃橱窗里，落满灰尘的草鞋、褪色的军衣，蜡像一般的巨大南瓜和粗瓷碗中的红米，在灰暗光线下散发着一股淡淡的霉味，和很远很远的历史的气息，仿佛他们不是跋涉了半个世纪的时光，而是从另一个更遥远的时空掉落在这里，如此陌生、如此辽远和苍老。根据地的旧址，大多已毁于内战，建国后依原样重建。这些散落于井冈山丛林中的老式江西民居，无论是毛泽东茨坪旧居，造币厂、还是练兵场、红军医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矮。所造成的效果就是，压抑。江西人普遍很矮，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个理由。另外，一层楼的矮房，采光已经很差，还不舍得把窗户开的大一些。所有的房子，只有一面开窗，窗户千篇一律狭小之极，一旦失火，只有小孩和狗可以夺窗而逃，每次进屋，眼睛都有几秒瞬间失明，还好根据地的百姓都穷的家徒四壁，倒也没有跌跤的危险。数千年来，江西地面上的祖祖辈辈都在这样举手碰顶的低矮屋檐下进进出出，父父子子孙孙，没有一个人想到要把一座平房造高三十公分，人住在里面会开阔许多，舒服许多。也没有一个人想到要把狭小的窗子开大一些，让多一些阳光扫净空气里的阴翳和霉味，而情愿像基督山伯爵一样坐在黑洞洞的角落里修炼火眼金睛。这是中国人因循守旧的一个绝好案例。中国人固执地遵循某种生活方式，不是因为这种生活方式好到不需要改变，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喜爱它，而是因为它已经存在了，而这个崇古的民族对所有已经存在的东西，都看作是比尚未出生的东西更加神圣的。解放前，曾有一个中国烧砖师傅，拒绝执行他的外国老板要求制作比当时流行的方砖更大一点的方砖。事实上，只需要制作一个稍大一点的模子就行了，但时间到了，东西没做出来，这个师傅唯一的理由是：天下没有这种模子！而江西地面上的工匠，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不会去造一所和已经存在的房子不同的房子。假使没有甲午战争，没有洋枪铁炮，那么今天的你和我，则会继续住在这样低矮漆黑的房子里，要把窗子开大一点的奇怪想法，同样不会在我们脑海里出现。井冈山上有一种很特别的竹子，叫“井冈山方竹”。碧绿如墨，拇指粗细，三五一丛，长得十分秀气，不是十面埋伏中那种高耸入云的类型，而是黛玉萧湘馆前那种飘逸脱俗的风骨。这种竹子，看起来和普通的一样，竹竿为圆形，但用手一摸，却明显是方形，如同一个被玩久的色子。方竹光滑的身体有玉般润泽的质感，带着微微的凉意，看似浑圆却触手四方的独特弧线，使观赏和接触的过程变的十分奇妙。竹在中国文化中本就代表卓尔不群、高贵清雅的意思，方在中国文化中则代表刚毅和正直，两者相加，似乎让这种仅产于革命老区的方竹于奇特之外更多了一层神秘和传奇的色彩。虽然导游说，方竹在井冈山十分普遍，但除了在北山烈士陵园看到过一小片外，我并未在其它地方再见到过。烈士陵园依山而建，占地虽然很大，林荫遍布，但并没有多少肃穆庄严的气氛，能点燃沸腾的热血或激起思古幽情，而更像是某个在成本控制下扩建的大公园，简单的有些潦草。陵园内寥寥的装饰品之一是镶嵌在十里长亭一侧，中央领导人书写的百余块碑林。其艺术成就微乎其微，措辞无外乎是教科书上的陈词滥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烈士永垂不朽”，“忠魂”，“井冈山，革命的摇篮”云云，左下角谦虚地提上自己的名字。那么多永垂不朽的烈士，青年、壮年、孩子、妇女、受教育者、大字不识的农民……，都是没有名字的无名英雄，荣借烈士之光爬上统驭席位者倒可以在坚固的大理石上留下自己的芳名，百代相传。在陵园顶端的展览厅里，除了传统的书籍和纪念品，还有VCD出售，那是毛接见红卫兵的壮观场面。毛已经上了年纪，面如满月，身材臃肿，一只手臂僵硬地举着，似笑非笑。那些红卫兵都是十三四岁的孩子，在滚滚人潮中激动地哭喊着，挣扎着将手伸向毛的车子。女孩子的脸上挂满泪痕，嘶哑的喉咙呜呜地发出难以辨别的声响，脸因亢奋、激动、精疲力尽的等待和喊叫而变了形，像一群尾巴上点了火，拥挤在一间封闭房间里要夺门而出的耗子一样，疯狂地尖叫，上窜下跳。那种场面，我父母一辈回想起来总觉得不可思议，说他们都像是吃了药，而在我们眼中，却是再熟悉不过的场景。贝克汉姆、００７、布莱得.皮特、乔丹、F4、刘德华、周杰伦、S.H.E，粉墨登场，轮番轰炸，早已见怪不怪。说起来，这些红卫兵还是中国追星族的开山鼻祖，后生小辈的房间里都应该挂一张他们的巨幅海报，以示尊重。所以说，年轻真好，年轻可以为任何东西发狂，不需要理由，听不进解释，仅仅发狂本身就够了。终于要走了。挹翠湖边，栽满松柏和梧桐的林荫道上来来回回印满了我的脚印，水果铺的老板不再乱天叫价，市政府门口用草坪剪出来的八个大字“红军立市、旅游兴市”也冒出了几片小小的绿叶。时隔半个世纪，中国已经天翻地覆，从前衣衫褴褛、饥肠辘辘的那些小布尔什维克中，即便是最有文化的，也无论如何也猜不到这句话的意思。我在小饭馆给自己饯行，要了一瓶酒，几个菜。身漆如墨，壮硕丑陋的石蛙是当地一道名菜，我决定一尝。老板将两只黑乎乎的石蛙从面盆里抓出来，高举双手往水泥地板上一摔，黑脑门上立刻一道白杠，成了痴呆。再这么怦怦两下，基本失去抵抗能力，于是开膛破肚，扒皮抽骨，三两下解决。再从门口拎着这对乱蹬后腿的跳远健将走进后厅厨房，擎铃哐啷，案板上乱刀分尸，然后油锅热起，配料倒下，哗嗞一声滚油翻炒，顷刻端上桌来。我的确饿了，一边后悔着自己的罪行，一边耳朵追随着这道菜的处理，直面屠杀的内疚随着石蛙越来越不像一个动物而越来越像一道菜逐渐离我远去。我想，它们这样黑黢黢的相互叠加着住在一个面盆里，A的脚踩着B的脸，C的屁股下坐着D的妈妈，生活也谈不上美好，那么死亡也可以算是一种更好的归宿。就像在两块玻璃之间焦虑往返无路可走的苍蝇一样，电蚊拍上清脆的一击对它和我都是一种解脱。石蛙味道鲜美，我将两只全吃掉了，不过我对自己说从今以后再也不吃蛙了，我恪守诺言，没有再吃过。难怪孔夫子说，君子远庖厨，一边看着血淋淋的杀戮，一边满口仁义道德，连圣人都无法做到。为了消化着那两只罪恶的石蛙，我沿着渐陡的山路慢慢走出了县城地图。两个小时就能逛一圈的茨坪县有两样东西是不需要的：公共汽车和盒饭。自行车作为代步工具绰绰有余，每个人的家都近在咫尺，吃饭或者回家，或者带饭。依我看，带饭的人更多一些。每天中午和傍晚，到处都是端了饭碗在门口吃饭的人。一个大瓷碗，菜和饭都装在一起，用一只手托了，另一只手拿了筷子，男女老少，或蹲或立或坐，在工作岗位门口看着来来往往的路人，或者和熟人拉两句家常，不紧不慢的往嘴里扒拉一口。总之，决计不肯呆在闷气的房间里吃。微风拂面，人来车往，多么开阔，多么舒畅。方寸之地，回旋往返都是那几张认识的脸，前后左右都是那几幅烂熟于心的景色，一旦熟悉了，就像钥匙配上了锁，再也不愿改变自己的形状，去承受陌生世界里种种未知的磨难和恐惧。住惯了大城市，虽然有时候也会反感都市人的彼此冷漠，但进进出出，于瞬间就消失在茫茫人海中的感觉也常常于心底浮起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清静，免去了维系人际关系的苦恼。因此说，人就像豪猪，需要挤在一起取暖，靠的太近会扎伤彼此，离得太远又得不到温暖。但豪猪终究是孤独的动物，迫使它们挤在一起的是不得已的利益，而不是情感需要，即便里边有情感需要的成分，那也是自私的居多。多么苦恼的豪猪！地图东北角之外是一片民居，沿着陡峭的山坡层层递进，都是一模一样有些年月的公房，灰砖外墙，五层楼高。这些楼房的一侧是马路，一侧是山林。山林靠近房子的部分被居民开拓成了自留地，形成了长百米，宽五、六米的一片狭窄农田，高低错落，迂回蜿蜒。蔬菜的品种很丰富，有丝瓜、南瓜、青瓜、豆角、西红柿，和刚吃下肚的红军菜。小小的菜田很安静，弥漫着恬静的气息，只有山林中高声鸣叫的蝉和马路上偶尔驶过的卡车打破暮色中的宁静。虽然已经是傍晚，天色渐渐沉了下来，但大多数房间里依然没有人回来。个别点了灯的房间，都是那种从天花板上垂下一根电线吊着的白芷灯，发出的光很刺眼，照亮的范围很小。它们那团刺眼的光中，映照出裸露的水泥墙壁、油烟熏黑的天花板，发黄的挂历和刚刚打开的漆面折叠饭桌。三楼的一家阳台上，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端着碗在吃饭，背对着我。照例是江西人又瘦又小的身材，穿一件粉红色洗得发白的薄衬衣，两只胳膊带着蓝布袖套，稀薄的头发剪成童花头，头顶已经发白，向四周辐射开去，像一朵墨林中的白菊花。沿着民居往县城方向下山，就到了一所学校，井冈山中学。以茨萍县的人口而言，这个学校的规模是惊人的，有四、五个足球场那么大，还有住校生的宿舍。空荡荡的大食堂里，有十几个小孩子在吃晚饭，都坐在前排靠近舞台的地方，目不转睛的盯着台上的电视机，对跺着方步穿过长长舞台的我熟视无睹。一个如桌面大小的簸箕，盛着晒干的豆子，静静的躺在舞台一角，仿佛《红灯记》中的舞台布景，一下子将时光拉回了数十年。宽敞幽静的校园内，吃过晚饭的学生三三两两穿行其间，无忧无虑，洋溢着青春的快乐。初中不比高中，无形间有高考的巨大压力，也不比小学，只知道没心没肺的顽皮，中学是亚当夏娃吃了苹果后开始消化不良的初期表现。男生和女生，不仅因天性而行为不同，而且还要在人前刻意夸大这种不同。女生，坐在校园林间的大树下，捧着一本书安静的读着，两人一起也彼此不说话，走路规规矩矩，衣服干净整洁。男生，在篮球场上翻腾跳跃，高声喧哗，留长发，穿喇叭裤，将花生右手抛起左手从身后接住，走路时双肩摇摆，拖着步子，似乎鞋子很重。总之，竭尽全力做出一幅吊儿郎当的样子，以示和女生，完全的、绝对的、彻底的、百分百的不一样。这个半大不小年龄，这些孩子正在探索“异性”这个词的含义。一方面，圈内的舆论使他/她们不敢贸然认同对方身上不同于己的东西，将这些贬低为“愚蠢”和“讨厌”，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这些截然不同的特质引起了他/她们强烈的好奇心和神秘感，形成一股张力巨大的潜流，涌动于表面格格不入的两性关系之下，似花蕾含苞，生动含蓄。井冈山中学的孩子们，现在不需要扛枪了，他们的父母坐在满是苍蝇的饭馆帐台后面数钞票，他们则留着挡住视线的长发，穿着宽脚裤、运动鞋在太阳底下打篮球，模模糊糊的憧憬着一个不确定的未来，然而在那其中，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将是一个比他们没见过世面的父母所能够设想的生活好出许多的未来。每个年轻人，在还没有踏上社会的时候，对这一点都是确信无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