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趣杂忆

俗说民以食为天，吃了五十多年饭，与吃有关的趣事自是不少，有几件事至今想来还觉得好笑。南翔馒头 1974年到上海上学，报到后认识了临时同室的银川老马、西安老时、大理老鲍，相约明天一起去逛街，见识一下大上海。 第二天四人先逛了南京路，然后又到了老城隍庙，当时已叫“豫园”。到豫园时已是中午，大家商量得先填饱肚子再游园。向人一打听，说是豫园最有名的食品是五香豆和南翔馒头。先买一包五香豆尝尝，甜咸辣硬，味道实在不敢恭维。抬头看见南翔馒头店匾额，顾不得人多铁了心进去排队。一看所谓“南翔馒头”其实不就是小笼包吗？可再想想也对，想当年诸葛亮发明的馒头本来就是有肉馅的嘛。见食客太多我们四个人作了一个分工：两人排队，两人占桌。老马和老鲍历尽艰辛总算占到了一张方桌，我和老时也排到了交费口。收款员问“侬要几客？”时我就糊涂了。老时父母原是上海交大的，后调到西安交大，因此能听懂一点儿上海话。一问方知这馒头不论斤两只论“客”，现在已记不得一客是二两半还是三两半了，反正当时觉得特别扭。都是二十出头的大小伙子一客哪能吃得饱？那时穷学生无师自通自觉实行aa制，沟通了一下后好像我和老时各要两客，老马和老鲍是“体育棒子”都要了三客。交款时收款员看我们的眼神儿就有点儿不对，可我们那时眼里只有包子哪还顾得了别的？ 一会儿包子上来，把我们也吓了一跳：每个人面前都高高地摞起了七、八个小笼屉，四摞笼屉把桌子堆得像个小山一样。还没等我们开吃，身后就围起了很多看热闹的人，像看稀有动物一样指指点点，呜里哇啦地用上海话议论纷纷。我们心知是在嘲笑我们这帮乡下佬，都故意表现得坦然自若。那正是豪气满怀小觑天下的年纪，四个人围着方桌各踞一方，甩开腮帮子大吃，还旁若无人地高谈阔论。那天的包子也香，我们吃得也爽，真叫作酣畅淋漓。故意把一桌包子吃得一个不剩，老鲍还叫添汤来喝。其实肚里早就没地方了，哪儿还喝得下汤？我们每人喝了几口，就在一片惊叹声中心满意足地起身离座了。 那天整个儿一个下午，我们的心情都特别好。后来对上海的生活习惯了，就再没那样痛快地吃过包子了。 2005-9-30辣糊子 也是到上海不久的一个星期天，我和大理老鲍、兰州李权相约上街去买东西。 南京东路快走完的地方有个第一食品商店。我们进去转了一圈儿，老鲍就发现白斩鸡很便宜，坚持要买半只。我和李权知道这老兄有点儿酒瘾，加上他又是带薪读书比我们有钱，也乐得他请我们打打牙祭。 走到中午，又饿又累又热，在南京西路附近的小胡同里随便找了一家阳春面小店就进去了。上海的面分为阳春面、牛肉面、大排面等多种名目，其实都是在光面上浇一勺不同的汤菜或肉类。最好吃的当然是大排面，上海说的大排就是一点儿脊骨连着北方叫“里脊”的一大片瘦肉。这次我们有白斩鸡在手，自然就不要大排了，要了三碗光面。老鲍的黄酒也是自带，装在身上的军用背壶里。每张桌子上有一茶壶“辣糊子”，是用鲜辣椒加盐磨成的糊，有点儿微辣。我们要的光面就是白水煮挂面，连咸味都没有，不加调料本来是没法儿吃的。可拌上辣糊子，就着白斩鸡，对我们来说那就得算名副其实的美餐了。饭店的前厅服务员是个穿白大褂的老头，在我们买光面时就横眉立目地瞪我们。只是我们当时还没有经济头脑，不知他所为何来。偏偏鲍、李二位都嗜食辣，满满一壶辣糊子都拌在面里还嫌不够。老鲍大大咧咧地拿着空壶到柜台要再添一壶，不料那老头突然爆发了，冲着我们一顿吼。可是我们刚到上海还听不懂上海话，加上老头的上海话又特别地道，我们是一句没听懂。老鲍还以为人家听不懂他的话呢，连说带比划地反复说明要辣糊子。互相比划了半天，总算弄明白了。原来饭店每桌上午和下午各供一壶辣糊子，我们买光面饭店根本不赚钱，又把本应该一下午的辣糊子吃光了，老头早就怒气在胸口难开。现在又不识时务地要求添一壶，怎怪得人家发火？ 老鲍还要与那老头据理力争，我上前打圆场，说要不这样吧，我们给你交一毛钱，请再给我们添一壶好不好？谁知我这样一说老头却又冲我发火了，叽哩哇啦地喊了一通。这回我们都听明白了：规定辣糊子是免费的，不能收钱。我说那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呢？我这一问竟把老头儿问住了，唔唔了半天，憋得脸红脖子粗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还是李权有韬略，不声不响却暗度陈仓，已从临桌抄了一壶辣糊子吃起来，还叫我们快来吃吧，吵什么吵。我与老鲍见问题解决就归座继续吃饭，丢下老头在一边独自生闷气。 一壶辣糊子让我们初步领教了上海人名不虚传的认真和小气。二十五年后在兰州再次见到李权时，他还问我记不记得当年的辣糊子事件呢。 2005-10-8吃蛇记 现在吃蛇已算不上什么稀罕了，随便找一家粤菜馆都可以吃到蛇。可在我读书的时候由于人们的生活水平还很低，大众饭馆都不多，有蛇餐的恐怕全国也没有几家，而且老百姓也享受不起。听广东同学把吃蛇说得跟龙肝凤髓般，惹得我们几个北方佬心直痒痒，必欲一吃为快。 那时候老百姓要吃蛇得自力更生。1975年在安徽黄山实习的时候蛇很多，草蛇、腹蛇、竹叶青，一米多长的“五步倒”比胳膊还粗。每天勘测回来的路上经常要打死几条拦路蛇。但那时实在是工作太忙，顾不上吃，打死了就用测量的花杆往山下一挑了事。有一个星期天，我和宁夏老马在小水库边打到一条两米多长的大蛇，足有十多斤重。抬回去交给了当地的上海知青，说好了请他们做好后一起吃。结果知青不守信用做好后偷偷独吞了。 1976年接受了南汇县惠南大桥的设计任务，吃住在惠南镇附近的一处桃园里。那时工作比较轻松，我的行李里总带着些鱼钩、鱼线，星期天约几个同学、砍几枝青竹便在纵横交错的河浜里钓鱼。有一天钓鱼时脚边游出一条一米多长的蛇，大家七手八脚地打死了，丢在一边。班上最淘气的新疆周全看见了，就挂在旁边的竹枝上剥了皮，拿着一条晶莹的白肉说肯定非常好吃。那时何浜里的鱼很难钓，大家钓不着鱼正无聊，听周全这样一说都钩起了吃蛇的兴趣，纷纷围拢过来。烧蛇得有炊具，可全班只有吐鲁番的马全德有锅和煤油炉。一提老马大家都面露难色：此公是虔诚的伊斯兰教徒，信不过学校的清真食堂才自己置办了炊具自己做饭吃。每年斋月还严格守斋，当时在同济大学也算得是绝无仅有的一位。他的锅别人碰过他都要用碱水反复洗，跟他借锅和与虎谋皮差不多。周全说那是他老乡他能搞定，不一会儿就真的把煤油炉和钢精锅、还有一些油、盐之类拿到竹林里来了。惊奇之余大家也没多问，纷纷上手来了个“油煎蛇段”。不断有人支招，有的说不能沾铁器，就折竹枝作锅铲；有的说不能见天日和灰垛，又找来草帽遮在锅上。小竹林里炊烟袅袅，香气四溢。煎好了大家争先品尝，那时觉得确实好吃得没法形容。 晚上大家心满意足地回味吃蛇的滋味时，远远听见马全德的咆哮声。果然锅是周全这小子趁老马不在偷着拿出来的。 2005-10-11食在九江 1976年秋天，我们到九江去做长虹路等四条道路的设计实习。当时九江市城建局刚建成新办公楼，我们就先住在那空楼里，吃饭在城建局食堂入伙。 去九江之前只听说四川人、湖南人喜食辣椒，不知道江西老俵也嗜辣如命。在食堂吃饭可苦了我这个不善吃辣椒的北方人。一盘炒萝卜片连四分之一都吃不了，还辣得涕泪横流。更别扭的是城建局食堂每星期天休息，我们就只能自寻方便了。那时九江城市很小，才十几万人，商业只有一条小街。我曾想寻找宋江饮酒题反诗的“浔阳楼”，不一会儿就从街西头走到了街东头。吃不起饭店，开始时我们到星期天都是在路边食摊上买点儿包子、锅烙之类对付一天，可时间一长就发现了窍门。 九江的长江大坝外，也许就是那白居易当年“浔阳江头夜送客”的所在，每逢星期天都有大集。卖农副产品的市场一眼望不到边，连湖北的人都开着船来卖东西。当时九江人的收入相当低，我们设计的道路雇福建人来修，十分繁重的劳动还得自带工具，一天的工钱才给七毛钱。因此当地市场上的东西也特别便宜。卖的东西除了五谷杂粮外最多的就是鱼，其中鲤鱼最贵的是一斤重左右的，大约三毛多钱一斤，再大或小就都便宜了。可能是大的鱼一般家舍不得买，一条五、六斤的大鲤鱼讲讲价只要一元多钱，决不会超过一元五。甘棠湖坝上有一家饭店叫“得月楼”，归城建局管。我们天天从门前经过，开始时注意到它是因为饭店与《满意不满意》电影中的饭店同名。后来发现这饭店有“来料加工”业务：常有市民提了活鸡活鱼来宰杀加工，加工后只收一毛钱。老马去打听了一下，也可以直接在饭店做成菜。下一个星期天我们先睡了个懒觉，起床后几个人就直奔长江边，挑大个的鲤鱼买了一条。得月楼的老师傅过了秤，说可以点四个菜，也不限于鱼。得月楼的炒菜最贵的也不超过五毛钱。那时候我们还都不懂得喝酒，连鱼带肉点了四个菜，每人要一碗大米饭，六个人就美美地吃了一顿。吃完一算，每人才合三毛多钱。后来几乎每个星期天我们都照此办理，渡过了不少美妙的时光。 直到后来又有人发现在九江用全国粮票换大米，一斤换一斤不用花钱。越来越多的人纷纷自办伙食，我们这个美食联盟才算解体。离开九江到现在屈指已经三十年了，尽管此后再没去过九江，却时时怀念在九江那三个多月美好的时光。那美丽的甘棠湖、白水湖，还有那独特的建在湖中的博物馆，时常会浮上脑际。不知九江现在变成什么样了？ 2005-10-12望而却步 听说有一种吃法叫“吃霸王餐”，袋里没钱也到饭店摆阔，大嚼一顿完了就抹抹嘴说“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我等读书人没这魄力，自然要斯文些，吃前先掂掂钱袋重量，再看看饭店的气派。审时度势后量力而行，有时难免知难而退。但进得山多终遇虎，记得我曾有过两次鲁莽地闯进去又望而却步的经历。 第一次是1980年新年后，市里几个部门联合到深圳考察，在广州住了好几天。北方人到广东，第一个不习惯是吃饭。那时一天的伙食补助才几角钱，图便宜总在路边摊档上吃云吞，就是煮半熟的馄饨。几天下来团里好几位不惯茹毛饮血的都有点儿坚持不住了。同团有一位开发公司的王总，月工资100元算高收入了，为人随和，主动提出请我们几个年轻的到饭店“搓一顿”。吃粤菜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蛇，那次住的是中山五路的榕园宾馆，离著名的“蛇王满”不远。一说吃蛇一呼百应，我们七、八个人立即意气风发地向已改叫“蛇餐馆”的饭店出发，老王走在最前面。谁知等我们走到饭店门前刚要进去，老王却从里面出来了，两条长胳膊一伸把我们也都拦了出来。我们急问怎么了，他一言不发领头只管走。作东的走我们也只好跟着，走了好长一段路，才最后在一个小饭馆里落座。老王点了几个菜，我们边吃边问，说好的吃蛇怎么又跑到这儿来了？老王一脸苦相地说，最便宜的菜都四十多元，咱们七、八个人总不能就点一个菜吧！ 还有一次是1986年我回同济进修，三个月后学校组织一次考察。说是组织，实际是推荐了“苏—锡—常”、“南—镇—扬”、“宁—绍—杭”三条路线由同学自己去走。我因为往北走得多就选择了南线，同行的还有三位，都是北方同学，现在已记不得姓字名谁了。只记得其中一位是新疆的，一位是淮阴的。吃了几天街边的小店，新疆那位就觉得有点儿对不住自己了，执意要找一家像样点儿的饭店吃一顿，也算没枉来宁波一次。在街上向路人打听，路人随手一指道：“喏，状元楼”。抬头一看，马路对面一座斗拱飞檐的古典式小楼，挂着红灯笼，匾额上大书“状元楼”三个字。我们四个未辨好歹，冒冒失失地就一脚踏了进去。一进门就觉得不太对劲，没有惯常饭店闹闹哄哄的场面。迎面是一个中堂，两边挂着对联，下面摆着香案，寂静无人。这时两边各出来两个古装的侍女，彩裙飘飘，发髻高挽，低眉躬身地请我们往里面走。我等山野村夫哪见过这个阵势？心知情况不对囊中羞涩，忙称“对不起，走错了”转身就走。走了很远我们四目相对不约而同地发出了开怀大笑。 2005-10-14一盘苦涩的炒菜 1971年，是我在工厂学徒的第二年，津贴费由每月18元增至20元。那时年轻又没有家庭拖累，应当说过得还算宽裕。 因为住独身宿舍，每天下班后不急着走，先在车间打乒乓球或玩“克朗棋”什么的。玩到八点多钟，出了一身透汗，在车间洗个澡，然后才去厂内中心食堂吃饭。 话说这一天，我又是晚上九点多来到厂内食堂。但见偌大的食堂里只有七、八个人吃饭。扫了一眼，见都是相熟的老独身，我买了六两蒸大餷子饭（玉米）和一盘炒菜也过去一起吃。现在已回忆不起是什么炒菜了，反正当时炒菜都是一角钱，炖菜都是五分钱。我们平时总是吃五分钱一碗的炖白菜、萝卜什么的，吃炒菜算是改善生活。我和先来的打了招呼，坐下来边吃边谈着各自当天的见闻逸事。还没吃几口，那几个人忽然都不说话了，只顾低头往嘴里猛扒拉饭。我背对门口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儿，错愕间他们都已吃完，把碗一推招呼都没打全匆匆走了。一回头才看到有一个人，左手一碗高粱米饭，右手一碗白菜汤，正向这桌子走来。 这下我才明白他们为什么急急忙忙逃跑了。来者非是旁人，正是厂党委书记张达开。这位书记是个从里左到外的领导，有一次他和他老婆一起从北京出差回来，工厂的小车去接站，他硬逼着不够坐小车级别的老婆去挤公共汽车，自己坐小车回来。那时正是左道畅通的时候，这事当时还作为大公无私的典型事迹在宣传。齐齐哈尔车辆厂是铁道部直属大厂，他弟弟又是装甲兵司令员，因此这位书记当时在全国铁路系统和市里都红得发紫。张达开也喜欢深入基层，但表演的成分居多。工人们受不了他的左，都有些怕他。见他也坐到了这桌，我也赶紧低头吃饭。还没吃几口，他就说话了：“小伙子，哪个车间的？”“建筑的。”“满徒了吗？”“还没有。”我尽量少说为佳，怕节外生枝。哪知他一听我说还没满徒，就“啪”的一声把筷子拍在桌子上发了火：“啊！还没满徒你就吃炒菜？”接着就开始了艰苦朴素和革命传统教育。我低头不语只管快吃，这时当然一粒饭也不敢剩。平时难得买的炒菜这时吃在嘴里都不知道是什么味道了。整个食堂里就我和他两个人吃饭，其实是他在慷慨激昂地说，我一个人在吃。远远地瞟见售饭的服务员在窗口里探头探脑。好不容易把饭菜都吃光了，我赶紧起身头也不回地逃出了食堂。我往出走的时候还听到他在身后大声地说着，说的什么我是一句也没听清。 后来好几天，宿舍的人见到我都幸灾乐祸地拿此事当笑谈，食堂打饭的师傅见到我也会意味深长地咧嘴一笑。 2005-10-19古兰经 1976年底，我们从九江结束实习回到上海。那时“四人帮”已经被粉碎了，以苏振华、彭冲等领导为首的工作组接管了上海的政权。学校也进驻了工作组，原来的校领导都被抓起来了。街上不断地有“拥护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英明决定”的群众游行，听说也有死硬的“四人帮”分子捣乱破坏。刚从平静的九江回来，对上海的纷乱复杂一下子还有点儿不太适应。 回上海没几天，就赶上一次向中央表态的大型活动，全市几十万人齐聚人民广场开大会。从同济大学列队步行到人民广场，走了多半天，个个累得腿像灌了铅。大会是晚上开，在广场又等了很长时间。周围全戒严了，哪儿也去不了，到开会时大家都已经饿得前心贴后心了。大会结束时已是晚上十一点多，开完会就地解散。人员陆续散场后就到了下半夜快一点了。上海同学和愿意跟去找宿的、有点儿门道的都走了，最后就剩下了我们几个无家可归的倔巴汉子。那时什么公交车都没有了，此时一想到再走回学校去就连腿都软了。站在空旷的广场上，这才体会到上海深冬料峭的寒风是多么刺骨。当时的当务之急是找点儿能填填肚子的东西，我们几个人转了几条街都劳而无功。正在无可奈何的时候，郑州老李忽然胸有成竹地说：你们跟我来吧，包你们吃到热乎饭。 老李是我们班年纪最大的一个，经历最丰富，心眼儿也最多，平时也好开点儿玩笑、搞点儿小恶作剧什么的。话说回来大学生谁不开玩笑、搞恶作剧？对此自然都有一定的抵抗力。虽然大家不太信他的话，可此时是死马当作活马医。我们五个人就像陷在八阵图里的陆逊遇着了黄承彦一样，跟着老李直奔福州路。福州路上书店多，是我们经常光顾的地方。中段有一家相当不错的回民饭店，此时早已关门闭户了。到了这家饭店门前，老李就上前敲门。我们心里都半信半疑，莫非这小子与饭店经理是亲戚？敲了好一会儿，出来一位头戴白帽的老者，边开门还边扣着衣服纽扣。只见老李也不搭话，右手往胸前一按，就呜里哇啦地说了一大堆不知什么语。奇怪的是那老者也不问，听完后就把我们让进屋里坐下，自己进里面忙活去了。除了老李怡然自得外，我们几个都是面面相觑，不知主何吉凶。功夫不大，老者从里面出来了，给我们每人端上一大碗香喷喷的面条，每碗里还埋着一只荷包蛋。见人家深更半夜地爬起来专门给我们做了饭，我们几个自然是感恩不尽，忙争着付钱。那老者先是坚持不收，后来见我们诚心诚意执意要交，就像征性地收了一点儿。还直说“我是打更的，不会做什么，你们多担待”这样的话。真没想到半夜三更的竟真的吃到了热汤面，而且还像对自己家人一样。我们几个如在云里雾里，边吃边琢磨老李这家伙到底玩的什么鬼花活。可能也是饿到份了，那面条连汤带水简直香不可言。我们一个个风卷残云般地吃完了，又谢过了那老人才从饭店出来，此时已是后半夜两点多了。 出了饭店我们一齐迫不及待地问老李：你小子到底搞的什么鬼？呜里哇啦的念的什么东西？只见老李覥然一笑“没什么，我念了一遍古兰经。” 这事儿现在想来多少有点儿惭愧。但那时年轻，肚里有了食，身上也暖和过来了，走到街上好像腿上又有了使不完的劲。几个小时的路程，我们一路马不停蹄连夜赶回了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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